1922年，22岁张幼仪刚生下儿子，就被逼着离婚。 产房里消毒水的味道还没散尽，徐志摩的电报已经送到，字里行间没有初为人父的喜悦，只有冷冰冰的三个字："必离婚"。 这个裹着小脚、读过私塾却没进过新式学堂的女人，攥着电报的手指节泛白，她不知道，这场被抛弃的命运，会在二十年后开出怎样的花。 1915年的秋天，江苏宝山张家的花轿抬进浙江海宁徐家时，张幼仪甚至没见过新郎徐志摩长什么样。 两家是世交，父亲们觉得门当户对，这桩婚事就算定了。 婚后三年，徐志摩出国留学，留下张幼仪守着偌大的宅院，学着伺候公婆、打理家事。 她把丈夫寄来的信读了又读，信里却从没提过想她，只说剑桥的云彩有多美，新认识的朋友多有趣。 1921年冬天，公公徐申如突然让她去英国。 张幼仪以为是丈夫终于想通了，收拾行李时特意带上他最爱吃的家乡糕点。 可到了伦敦火车站，看到徐志摩皱眉的样子，她心里就凉了半截。 后来才知道，是公公怕儿子在国外胡闹，想让她去"看管"。 这种一厢情愿的安排，成了压垮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剑桥的小公寓里，徐志摩第一次提出离婚。 张幼仪抱着刚满一岁的长子阿欢，肚子里还怀着三个月的身孕，她问为什么，男人丢下一句"无爱之婚姻忍无可忍"就摔门而去。 那天晚上，她摸着肚子里的孩子，突然明白等待换不来真心。 签字的时候，她没掉一滴泪，只是在离婚协议上加了句"儿子由我抚养"。 离婚后的张幼仪做了件惊世骇俗的事她给公公徐申如写了封信，不是哭诉，是借钱。 "恳请父亲资助我留学德国，学成归国必当报答。 "这个举动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荒唐，可徐申如居然寄来了钱。 1923年的柏林，裴斯塔洛齐学院的课堂上，24岁的张幼仪和一群金发碧眼的姑娘坐在一起，学习幼儿教育。 她把阿欢送进当地幼儿园，自己每天啃着黑面包赶地铁，德语课本被翻得卷了边。 1925年春天，三岁的彼得突然得了腹膜炎。 张幼仪抱着儿子在医院走廊坐了三天三夜，最后医生用生硬的中文说"对不起"。 她把孩子葬在柏林郊外，墓碑上刻着"徐德生之墓"。 那天下午，她没哭，只是在墓园的长椅上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 后来她在回忆录里写："彼得走了，我反而不怕了，反正最糟的已经发生。 " 1928年回国时，张幼仪烫了短发，穿起旗袍和高跟鞋。 她在上海静安寺路开了家云裳时装公司，把在欧洲学的立体剪裁用上，旗袍领口开得比别家低一寸，袖口收得比别家紧一分。 开业那天，陆小曼带着朋友来捧场，看着橱窗里的新式旗袍，半天没说出话。 三年后，她又接手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到行里，算盘打得比老职员还快。 1931年11月，徐志摩坠机身亡的消息传来时，张幼仪正在银行核对账目。 她放下笔，让助理给陆小曼打了个电话，然后继续对账。 葬礼上，她穿着黑色旗袍，扶着徐申如的胳膊，平静得像个局外人。 后来有人问她恨不恨徐志摩，她看着窗外说："年轻的时候恨过，现在不了。 他让我知道，女人不能靠别人活。 " 云裳时装公司的缝纫机还在转，女子商业银行的算盘声没停过。 这个曾经被贴上"徐志摩弃妇"标签的女人，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把别人眼里的残局，走成了自己的主场。 她没再嫁，却活得比谁都通透所谓独立，不是和过去决裂，而是把那些碎掉的日子，一片片捡起来，重新拼出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