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大争论中，米塞斯和波兰尼（Karl Polanyi）并非都是纯经济层面的讨论，而是都指出了经济制度对人的道德和文明影响，两人都担心西方文明的境况，尽管两人得出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时至今日，人们几乎都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比喻，也几乎都认为市场能够将人的自私转化为一种公共的善。然而，对于这种成见，波兰尼在1927年的《论自由》的讲稿中写道，很多人都听说过“被谋杀的东方人”的哲学寓言，寓言大意是：如果我们被赋予一种可能性——只要按下一个按钮，所有愿望立刻就得到满足，但是条件是每按一次，远方国家的四亿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死去，那么会有多少人愿意不按这个魔法按钮？波兰尼提出的这个问题让现代读者很容易就想到了政治哲学家桑德尔在哈佛大学的《正义》课。然而更早的版本，我们仍旧可以在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第三卷“论良心的影响”中发现。 基于这个寓言，波兰尼延续了斯密道德哲学的观点提出了一个关于自由-责任的关系，他认为，这个寓言告诉了我们即便最善良的人也会处在一种真实的困境中，那就是我们和人类同胞之间的关系，被市场所掩盖了。人们对市场另一端的故事“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晓”。对每个个体而言，人类全体成了寓言里无名的东方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可以毫不眨眼地熄灭他们的生命，而人们事实上也这么做了。”因此，米塞斯们单纯强调“看不见的手”，其后果可能会致他人于非命而不顾，“我们刚刚丢进炉膛里的煤，我们此刻所用之光，可能包含了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在波兰尼的眼中，我们视为商品之物的背后，可能有着一个个真实生命的挣扎、血汗，自由的破坏，而这些都不是市场的“公平交易”就能弥补的。 然而终结这场社会实验的并非如米塞斯所说的是由于计划经济的自我失败和导向集权，相反，却正如波兰尼曾经批判奥地利自由派所断言的那样，自由派要么会屈服于垄断资本，要么就彻底导向独裁主义。从1927年开始，奥地利不断出现法西斯对社会主义民众的枪杀。1933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Engelbert Dollfuss）依靠准军事组织保安团的势力，宣布解散议会，取缔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政党，掀起了奥地利的内战，最后建立起了独裁的奥地利法西斯主义政权。在1933年米塞斯已经当上了陶尔斐斯政府的经济顾问，而此时的波兰尼和家人不得不再次踏上了流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