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的一天，蒋经国和平时一样在办公室里面随意的翻看着报纸，突然在报纸上面看到了一张照片，神情顿时阴沉起来。 事情得从1954年底说起。那时候，陈香梅住在台湾。咱们都知道，这位陈夫人是个热心肠，她看到很多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遗属日子过得那是真惨，有的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作为“飞虎队”家属的代表，她心里难受啊。于是，她想了个招：搞一场“中西妇女服装义演”。 这主意挺好，既能筹钱（预计能筹十万块），又能搞搞“夫人外交”。她拉来了美国驻台“大使”兰钦的夫人一起干，还专门去拜会了当时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和台湾省主席严家淦。这两位大佬一看，好事啊，立马点头支持。 但这事坏就坏在，陈香梅拜了佛，却忘了拜“真神”。 当时的台湾，名义上的行政系统是一套，但真正的暴力机器和实权，其实捏在蒋经国手里。特别是涉及军队、军属慰问这一块，那是蒋经国控制的“军友社”的地盘。在蒋经国看来，你陈香梅要搞拥军优属，竟然不经过我？这就是“目无尊长”，这就是“另立山头”。 再加上蒋经国当时的心情那是相当糟糕。一江山岛刚刚失守，国民党军队士气低落到谷底。他正琢磨着怎么搞“精神动员”，怎么抓“反共抗俄”，结果你这边要搞什么“服装义演”？在他那个满脑子只有肃杀政治的逻辑里，这简直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是腐蚀青年意志的靡靡之音。 蒋经国心里不痛快，手底下的人自然要帮主子出气。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江海东。 这人是谁？他是“军友社”的总干事，也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老部下。说得直白点，这就是蒋经国豢养的一条“恶犬”。这人脑子简单，性情粗鲁，就喜欢打打杀杀。他一听主子说这活动“不好”，立马就领悟了精神：既然不好，那就把它搅黄了！ 起初，他们还只是派人去“劝阻”。但陈香梅是谁？人家背后站着美国人。兰钦夫人那是铁了心要搞，甚至还打电话问了当大使的老公。兰钦大使也是个硬茬，直接回复：大胆搞，怕什么！ 有了美国大使的撑腰，陈香梅和兰钦夫人决定硬刚到底。这下子，蒋经国和江海东的脸挂不住了。既然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 1955年2月4日，冲突正式爆发。陈香梅的车走在半道上，突然冲出一群自称“反共救国团”的大汉，对着小轿车就是一顿乱棍。司机被打得头破血流，车窗玻璃碎了一地。 这哪是打车啊，这分明是打美国人的脸！ 但这还没完。第二天，也就是2月5日，义演正式开始。江海东这次玩大了，他直接拉来了1500多号人，浩浩荡荡地包围了会场。这帮人手里拿着棍棒，守在门口，立了个奇葩规矩：洋人可以进，中国人不许进。 这场景，简直比电影还荒诞。泰国和韩国的驻台“大使”，因为长了一张亚洲脸，被这帮杀红了眼的打手误以为是中国人，当场挨了几闷棍，被打得鼻青脸肿。 陈香梅在里面听到了动静，急忙跑出来想阻止。结果那帮打手根本不管你是谁，棍棒像雨点一样往她身上招呼。要不是几个美国工作人员拼死护着，这位“飞虎夫人”恐怕那天就要交代在那儿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简单的“治安事件”了，这成了严重的“外交事故”。兰钦大使当天下午就向台湾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你们还要不要美国的援助了？ 陈香梅是个聪明人，她知道找警察没用，找严家淦也没用，她直接找了全台湾最有权势的女人——宋美龄。 宋美龄是陈香梅两个女儿的教母，两家关系极好。一听这事，宋美龄气得发抖。她太清楚美国人的重要性了，在那个节骨眼上，得罪了美国人，国民党在台湾连一天都待不下去。 宋美龄先是派蒋纬国带兵去现场平事，然后直接把这事捅到了蒋介石那里。 老蒋一听，血压估计当场就上来了。他把蒋经国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你为什么用江海东这种粗人？这种事情一爆发，影响的是‘中美关系’，这责任你担得起吗？！” 在独裁者的眼里，暴力的对错不重要，重要的是暴力的后果是否可控。 为了给美国人一个交代，必须有人出来背锅。蒋经国是“太子”，当然不能动；那就只能委屈那条“忠犬”了。 当天下午，蒋介石亲自下令，将江海东扣押。更有意思的是，为了把戏做足，当局还煞有介事地彻查江海东“是不是隐藏的共产党”。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黑色幽默。当你需要打手时，他是“反共义士”；当你需要替罪羊时，他立马就成了“匪谍嫌疑”。 江海东估计到死都想不通，自己明明是奉命行事，怎么就成了阶下囚？ 那天晚上，蒋介石特意安排宋美龄请陈香梅夫妇吃饭，好言安抚。宋美龄还亲自跑到美国大使馆去道歉，这才把美国人的火气慢慢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