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女知青刘琦返城无望，嫁给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说：“你对我好，我决定扎根农村。”不料，18年后她狠心抛下3个孩子喝农药，并悔恨地说道：“嫁给他是我这辈子的错。” 刘琦出生在呼和浩特一个普通家庭，从小父母对她照顾周到，没让她吃过大苦。1965年，她刚满19岁，中学毕业后主动报名下乡，前往内蒙古五原县红柳圪旦村。那时候她对下乡这件事充满热情，以为是件光荣的事业，对农村生活了解不多。到了村里，她发现现实远比想象艰苦。村子贫穷落后，每天干活让她身体吃不消，手脚很快磨出水泡。她坚持下来，虽然累得不行，但生活还得继续。几年过去，她慢慢适应了这种日子，还抽空教村里孩子认字。其他知青陆续回城，她却因为家庭成分问题留了下来。家里来信说父亲成分是资本家，暂时不能返城。她已经在村里待了12年，心里的希望渐渐淡了。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本地农民刘三海。他出身穷苦，经常帮她干重活，给她递水喝。她对他有感激，因为他的帮助让她少遭些罪。 刘琦下乡初期，农村条件差到让她难以适应。每天从早到晚劳作，农活包括耕地、插秧、收割，这些让她双手长满老茧。村里风沙大，土地贫瘠，夏天热冬天冷。她没抱怨，坚持干下去。知青政策变化时，她眼看别人一个个离开，自己却卡在成分上。哥哥刘学久来信鼓励她安心待在农村。她决定面对现实，不再纠结回城的事。刘三海一直对她好，没表白是因为知道她想回城。她知道他的心思，这些年他的帮忙让她支撑下来。1977年，她32岁，彻底断了回城念头，主动找刘三海提出结婚。他同意了，两人就这样成了家。婚后初期，刘三海对她还不错，两人一起干活过日子。她觉得这样也行，农村生活虽苦，但有个人依靠。 结婚后，刘琦很快怀上第一个孩子。刘三海开始时高兴，不让她干重活。孩子出生是女孩，刘三海表现出失望，说要是男孩就好。她没想到他有重男轻女的想法，继续照顾孩子。第二个孩子还是女孩，刘三海态度彻底变差。他开始对她恶劣，骂人成了常态。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他们不能再生孩子。刘三海把责任推到她身上，认为她害他没儿子。家里气氛越来越糟，他不干活，喝酒后回家发脾气。她忍着，继续操持家务和农活。后来，刘三海从亲戚家抱来一个男孩，当成宝贝宠着，给男孩买吃的，对两个女儿不管不问。她把三个孩子都养大，每天早起做饭洗衣，晚上教他们识字。村里建学校，她因为有文化，当了老师，教孩子们基础知识。 日子过了十几年，刘三海越来越懒，好吃懒做，脾气暴躁。他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对她越来越差。家里经济紧张，她找村领导求助，勉强维持。刘琦在学校教书，成了村里人认可的老师，但家庭压力让她喘不过气。1995年，她51岁，那年腊月，她去学校整理课本，然后回家。她选择喝农药结束生命。刘三海回来发现时，她还有微弱呼吸。邻居帮忙送医，路上耽搁，她途中去世。她的离开让村里人震惊，她为村子贡献不少，却以这种方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