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当夜，沈阳唯一主动抵抗的是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他在事先就不断报告小六子，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不管小六子怎么想，他已经下达命令，辽宁全省警察全部配长枪，集结成营。 黄显声这个人，如果你去翻历史书，会发现他的名字往往排在张学良、杨靖宇这些人后面。但在1931年那个节骨眼上，他是全沈阳乃至全东北，脑子最清醒的一个人。 早在事变爆发前，作为辽宁省警务处长的黄显声，就已经嗅到了空气里的火药味。日本人在搞演习、运物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就不是简单的挑衅，这是要吞了东北！ 黄显声急啊，他一趟趟地往上报，跟“小六子”张学良说：日本人绝对要搞大事！可上面的态度大家都知道，还在幻想“国际调停”，还在讲“莫要把事态扩大”。 怎么办？等死吗？ 黄显声没那个耐心等上面的明白令。他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其“越权”甚至是大胆的决定：全省警察，不再只配短枪警棍，全部换装长枪！ 你要知道，警察的职能是维持治安，不是打仗。但在那一刻，黄显声把沈阳的警察当成了守城的最后一道防线。他把警察编成了公安队，甚至开始发放枪支弹药，下令：“非到不能抵御时，绝不放弃营地！” 这就叫未雨绸缪，这就叫将领的直觉。 1931年9月18日。那天晚上，日本人炸了柳条湖铁路，以此为借口，疯了一样扑向北大营，扑向沈阳城。 正规军那边咱们就不多提了，哪怕有王铁汉团长这样的血性汉子违抗军令打响了第一枪，但大部队的撤退是不争的事实。 正规军撤了，老百姓咋办？城里的防务咋办？ 这时候，黄显声站出来了。在那个绝望的深夜，沈阳城内唯一成建制、有组织的主动抵抗力量，竟然是平日里管管小偷流氓的警察。 这不是演义，这是真事。 特别是沈阳二经路上的第六警察分局。哪怕放到今天，我都难以想象那是什么样的场面：30多名警察，手里拿的是老旧的步枪，面对的是日本人的装甲车和坦克。 这不仅仅是实力的悬殊，这是维度的打击。 但这帮东北汉子没一个人怂。他们死战不退，硬是跟武装到牙齿的日军正规部队激战了三个多小时！ 直到子弹打光，直到周围全是火海，依然没有一人投降。 有一张著名的老照片，很多人可能见过：一个被俘的沈阳警察，被日本人五花大绑，为了羞辱他，日本人还故意把他的警帽戴歪。但你仔细看他的眼神，那是轻蔑，是视死如归，唯独没有恐惧。 这就是那个晚上的沈阳警察。他们明知道打不过，明知道正规军都撤了，但他们就是要用命告诉日本人：东北人，不全是软骨头！ 黄显声的抵抗，绝不仅仅是那一夜的热血。 沈阳沦陷后，正规军没了影，黄显声带着剩下的警察部队撤到了锦州。他把这些警察作为骨干，以此为基础，拉起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大旗。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东北义勇军能在短时间内发展到几十万人。因为带头的这批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是真正见过血、敢拼命的硬茬子。 这帮人太难了。没有后勤，没有粮饷，甚至没有像样的冬装。在零下三四十度的林海雪原里，他们啃树皮、吃草根。 你们可能听过杨靖宇将军牺牲后胃里只有棉絮和草根的故事。其实在当时的东北抗日战场上，这种事太普遍了。他们面对的是日本关东军最精锐的部队，而且是一场长达14年的孤军奋战。 相比之下，关内的抗战虽然也惨烈，但至少有大后方，有政府军。而东北的这些义勇军、后来的抗联，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支撑他们打下去的，唯有一腔热血和对脚下这片土地的深情。 说到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个让人极其唏嘘的对比。 就在黄显声带着警察拿着老套筒跟日本人拼命的时候，张学良手里其实捏着一张“王炸”——他的贴身卫队。 这支40人的卫队，装备豪华到什么程度？每人三支枪！一把刀！ 贴身藏着勃朗宁“枪牌撸子”，腰上别着德国原厂的“大镜面”毛瑟手枪，手里还要提着一把长管的“马匣子”。 这“马匣子”可厉害了，枪管长达300多毫米甚至490毫米，有效射程能干到300米，比一般的冲锋枪打得还远。而且他们弹药统一，火力配置极其科学。可以说，这是当时全中国单兵火力最猛的一支小分队。 但这支武装到牙齿的精锐卫队，最后去哪了？ 早在1931年春天，因为卫队内部出现了党派之争，张学良怕麻烦，听了建议，直接把这支卫队给解散了！人员下放到各个部队当了少尉服务官。 多讽刺啊！手里拿着最精良武器的精锐被解散了，手里拿着破枪的警察却在跟坦克拼刺刀。 这或许就是当时东北军乃至整个旧军队最大的悲哀：有装备没魂，有兵力没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