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林风眠母亲被族人抓去“沉塘”，年仅7岁的他抓起菜刀就冲向了人群，大声怒吼道：“放开我妈，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900年，当这个瘦弱如猫崽的男婴降生在广东梅州的石匠家时，迎接他的不是喜悦，而是父亲嫌弃的眼神和预备丢向荒野的双手，若不是刚分娩的母亲赤足狂奔三里地，从死神手里硬生生抢回这条命，中国画坛便少了一座融合中西的高峰。   家里祖祖辈辈都在与坚硬冰冷的石头较劲，打石碑、做牲口槽，这种稍有不慎便会皮开肉绽的苦力活，原本是爷爷为长孙规划好的宿命，可偏偏，林风眠的魂魄被村口的染坊勾了去，对于一个五岁的山里娃来说，那里简直是个魔幻世界。   赤橙黄绿的布匹在工人的大手中翻飞，如同长了翅膀，染缸里升腾的彩色雾气，比祖父锤下的石屑迷人千万倍，他没日没夜地蹲在门口，甚至捡起工人丢弃的废颜料，在粗糙的石板上涂抹，那时的他还不懂，这便是他一生都在追寻的“光色之梦”。   那个读过书的染坊老板见他痴迷，偶尔教他识文断字，还成了林风眠后来考取梅州中学、遇见恩师梁伯聪的隐形推手，梁老夫子也没看走眼，当他在作业本背面看到那些关于染坊的稚嫩涂鸦时，惊得连眼镜都滑落下来，断言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   然而，色彩给了他天赋，却也招致了他人生中最惨痛的劫难，对于林风眠而言，世界上最美的线条，曾是母亲梳头时长发垂落的弧度，那位被拐卖到林家的苗族女子，即便被全村人视为异类，遭受着婆家对自己口音和出身的鄙夷，却在给儿子梳洗时流露出唯一的温存。   那一柄沾着山泉水的木梳，划过乌黑如缎的长发，成了林风眠日后笔下仕女图中挥之不去的婉约原型，但美的代价在那个封闭的山村里是致命的，悲剧爆发在1907年的一个晌午，因为想要逃离这种被禁锢的生活，风眠的母亲试图跟随那个教书识字的染坊老板私奔。   却不幸败露，宗族的长老们敲响了象征审判的铜锣，一群壮汉用粗麻绳将这个“不守妇道”的女人捆成粽子，这一幕恰好被正掏鸟窝的七岁林风眠撞见，那是一场足以撕裂灵魂的混乱，看着亲娘要被抬去池塘行刑，年仅七岁的孩子像头疯兽般冲进人群。   他从角落里抄起一把砍柴刀，嘶吼着挥向那些比他高出一倍的大人，当亲生父亲试图上来夺刀时，被逼急的孩子张嘴便狠狠咬住父亲的手腕，鲜血直流也不松口，最后虽然在祖父的干预下，母亲免于被“沉塘”的死罪，却被终生监禁或卖向不知名的远方。   那是林风眠最后一次见到母亲，那个手握柴刀护母的画面，如同一把尖刀插进他往后的每一幅画作里，他后来画《宝莲灯》里劈山救母的沉香，画冲破雷峰塔的白娘子，笔下那些眼神哀伤却姿态决绝的女性，其实都是为了祭奠那个消失在封建黑洞里的身影。   带着这份彻骨的痛与爱，林风眠在艺术的道路上狂奔，15岁那年，他怀揣着家里卖猪换来的学费走出大山，19岁，又凭着卖掉祖宅凑出的200大洋，踏上了驶往法国马赛的邮轮，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这位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东方少年。   初见裸体模特时羞得躲到画架之后，但很快，西方印象派的光色与野兽派的奔放，与他骨子里沉淀的东方线条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当他的水墨荷花在巴黎展出时，连当时最负盛名的教授都在惊叹这种东西方神韵的完美结合。   26岁那年，他已是北平艺专最年轻的校长，力排众议请木匠出身的齐白石登上讲台，28岁转战杭州，在西湖边创立了国立艺术院，将赵无极、李可染等日后的巨匠引入艺术殿堂，他在画纸上进行着一场豪赌，试图用西方的色彩改良中国的水墨。   那大红大绿与深沉黑墨的碰撞，像极了当年染坊里的绚烂与家里石碑的厚重，即便在抗战爆发、流亡重庆的困苦岁月里，住在连墙壁都漏风的破仓库，他依然能在一盏孤灯下，日复一日地描绘着心中的丹青。   可是，那场席卷全国的风暴，让他不得不在西湖边的寓所里，亲手销毁了那些像孩子一样的画作，没有人知道，当他把画纸捣烂冲走时，是否想起了多年前母亲消失的那个清晨，同样是无可奈何的毁灭。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定居香港，早已步履蹒跚的林风眠才重新拾起画笔，此时他画里的仕女，眼波中那层雾蒙蒙的哀愁更浓了，仿佛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依然在张望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梅州山村。   1991年，92岁高龄的林风眠躺在病榻上，生命即将燃尽，他意识模糊，嘴里反反复复只念叨着“想回家”守在床边的弟子轻声询问是回杭州的画室还是梅州的老宅，老人却再也无法回答。   弥留之际，他枯瘦的手指在虚空中划出一道极尽温柔的弧线，像是作画，又像是在抚摸什么人的长发，在他离世后的枕边，静静躺着一把断了齿的旧木梳，仔细端详，乌木手柄上那一圈深深的牙印依然清晰可辨。   那是七岁那年，一个孩子为了留住母亲，在绝望中拼尽全力咬下的痕迹。 信息来源：网易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