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朱德正和妻子吃饭。突然，十几个敌军踹门而入：“快、抓住朱德！”妻子见状，抓起一个脸盆就递给了朱德还大吼一声，敌军听后，撇下朱德就冲了出去…… 1929年2月，那是红军最苦的一段日子。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朱德带着部队一路转战到了江西寻乌县的圳下村。那天天刚蒙蒙亮，部队刚在村里扎下营，朱德和妻子伍若兰正端着碗准备吃口热乎饭。 这饭还没进嘴，意外发生了。 国民党刘士毅的部队像疯狗一样，趁着大雾摸进了村。一时间，枪声大作，整个村子乱成了一锅粥。 十几个端着枪的敌兵冲进来，看着屋里的一男一女，眼珠子瞪得溜圆，扯着嗓子吼：“哪个是朱德？快把朱德交出来！” 朱德当时身边警卫员不在，手里只有一双筷子，形势那是千钧一发。 就在这要命的关头，坐在旁边的伍若兰动了。 她没有尖叫，也没有慌乱。这位平时文文静静，拿起枪就能左右开弓的女战士，极其自然地从地上抓起一个铜脸盆。 她把脸盆往朱德怀里一塞，那动作行云流水，紧接着冲着朱德就是一声怒吼：“还不快去给军长打水洗脸！愣着干什么！” 这一嗓子，把进门的敌兵给吼懵了。 在这帮大老粗的潜意识里，哪有老婆敢这么吼长官的？哪有军长还得亲自去打洗脸水的？ 伍若兰这一吼，直接给敌人制造了一个思维盲区。她趁热打铁，指着门口对敌兵说：“军长在后面那间屋里呢，你们快去抓！” 朱德也是久经沙场的人，配合得天衣无缝。他低着头，端着那个脸盆，混在乱糟糟的人群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随后迅速翻身上马，冲出了包围圈。 朱德脱险了，可伍若兰没走。 为了给朱德和军部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这个怀着三个月身孕的女人，拿起了她的双枪。她带着警卫班，故意往相反的方向打，把敌人的主力死死地吸在自己身边。 最后，子弹打光了，腿也负了重伤，伍若兰倒在了血泊里。 敌人抓到她的时候，高兴坏了。他们知道，抓不住朱德，抓住了朱德的老婆，那也是大功一件。他们打着如意算盘：只要伍若兰开口，朱德的行踪、红军的机密，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在赣州的监狱里，那些丧心病狂的家伙，把能用的刑具都用上了。 咱们现在光是听听这些名字都觉得背脊发凉，可这些酷刑，实实在在地落在了一个孕妇的身上。他们逼她公开声明和朱德脱离关系，逼她出卖红军。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伍若兰只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哪怕过了快一百年，听起来依然掷地有声： “若要我低头，除非日从西边出，赣江水倒流！” 多硬气的女子！多刚烈的灵魂！ 敌人绝望了。他们发现，肉体的折磨摧毁不了这个女人的意志。1929年2月12日，恼羞成怒的敌人，在赣州卫府里，对年仅26岁的伍若兰举起了屠刀。 最让人痛心的是，这帮没人性的东西，在伍若兰牺牲后，竟然残忍地割下了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 消息传回井冈山，向来流血不流泪的朱德，在那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他看着手里那双伍若兰生前给他做的布鞋，鞋底纳得密密麻麻，那是妻子一针一线的心血。他想起两人在耒阳的初见，那个剪着短发、不论是写文章还是打枪都样样精通的姑娘，那个在昏暗油灯下陪他畅谈革命理想的知己。 他们的婚姻，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 这短短的一年，成了朱德心里永远的痛。 后来，美国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朱德时，只要一提到伍若兰，这位身经百战的元帅就会陷入长久的沉默。他曾对人说，伍若兰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的战友，是那个在关键时刻，把生的希望留给他，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恩人。 大伙可能注意到了，朱德一生酷爱兰花。 这可不是什么文人雅兴，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念。伍若兰的名字里有个“兰”字。 1962年，76岁的朱德重上井冈山。临走的时候，他什么土特产都没要，只带走了一盆井冈山的兰花。回到北京后，他把这盆兰花放在书房最显眼的位置，像照顾孩子一样悉心照料。 他还在兰花旁写下了一首诗：“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傍。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 这哪里是在写花？分明是在写那个埋骨他乡的爱人啊！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伍若兰这个名字，不应该只作为“朱德妻子”这四个字的附属品存在。 她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材生，她是耒阳县苏维埃政府的妇女部长，她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神枪手。 在那个男权至上的旧社会，她敢裹着小脚去闹革命，敢在战场上指挥老爷们冲锋陷阵。她用那个洗脸盆，给中国革命保留了一颗火种；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信仰。 有人说，时间会冲淡一切。 但在朱德那里，时间仿佛在1929年的那个冬天停滞了。那个泼辣、机智、勇敢的背影，那个将脸盆递过来时坚定的眼神，成了他余生最沉重的回忆。 伍若兰牺牲时，腹中的胎儿还没来得及看一眼这个世界。这不仅是朱德的遗憾，也是整个时代的悲怆。 那个脸盆，或许早已在战火中不知去向，但它所承载的那份临危不乱的智慧和向死而生的爱情，却比任何金银财宝都要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