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组织派人找到浦安修，向她移交了补发给彭老总的48000元工资稿费这及一些私人物品，浦安修有些犹豫是否接受，来人告诉浦安修“您和彭总的离婚申请组织上没有批准，您还是彭总的夫人。 ”这笔钱放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职工十几年的收入，可浦安修看着桌上的存折，手指在边缘摩挲了半天没敢接。 工作人员后来回忆，当时浦安修眼圈红着说“我没尽到妻子的责任”。 其实了解他们过往的人都知道，这对夫妻的缘分从一开始就和别人不一样。 1938年延安窑洞里那场婚礼，贺龙提着一篮红枣当贺礼，彭德怀穿着补丁军装，浦安修披着块红头巾，两床旧棉被拼在一起就算新房。 那会儿谁能想到，这个北师大毕业的女学生，会陪着彭总走过那么多风雨。 抗战最吃紧的时候，彭德怀在太行山指挥百团大战，浦安修在北方局妇委会工作，一年到头见不上三面。 1942年日军扫荡，浦安修跟着队伍转移时和大部队失散，十八天杳无音信。 后来人们在彭总日记里看到那页，铅笔字都快划破纸“安修若有不测，我此生再不续弦。 ”幸好半个多月后，形容枯槁的浦安修被老乡送了回来，彭总抱着她，这个在战场上没掉过泪的硬汉，肩膀都在抖。 可谁也没想到，真正的考验是在和平年代。 1959年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在北师大挨批斗，有人逼她和彭德怀划清界限。 她跑到挂甲屯的住处，从包袱里拿出个梨，两人对着坐了半天，谁都没说话。 最后彭总拿起刀把梨切成两半，说了句“你走吧，好好活下去”。 这个场景后来被很多人解读，其实懂的人都明白，那代人的无奈，往往藏在最平常的举动里。 1978年那个冬天，浦安修最终还是收下了这笔钱。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按彭总生前念叨过的名单，给当年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寄钱。 景希珍收到汇款单时，发现附言栏写着“彭总让我代问你好”，这个跟了彭总十几年的警卫员，当场就哭了。 剩下的钱，浦安修一分没动，全捐给了彭总老家的乌石镇，建了所希望小学。 我觉得这笔钱的分配，其实藏着浦安修对彭总的理解。 她知道彭总心里最惦记两样东西出生入死的兄弟，和老家那些读不起书的娃娃。 1965年彭总去西南三线考察，路过乌石镇小学，看着孩子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当时就跟身边人说“以后有条件了，一定把学校修起来”。 浦安修后来去湘潭监督校舍修建，在工地上一待就是三个月，当地老乡说她每天都要去看看刻着“教育为本”的奠基石，那是彭总当年题的字。 现在那所小学还在，教学楼叫“安修楼”。 浦安修晚年大部分时间都在整理彭总的资料，北师大档案馆里存着她的批注手稿，120万字，每页都写得工工整整。 1991年她去世前留了遗嘱，骨灰撒在彭德怀战斗过的太行山。 当年彭总在日记里写“此生再难见安修”的地方，最终成了他们灵魂相守的归宿。 太行山上的风，大概还记得这对革命伴侣，从延安窑洞里的红头巾，到挂甲屯的半只梨，再到乌石镇的朗朗书声，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藏在岁月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