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的一天中午，军统湖北站正在午休。大门没锁，岗哨松懈，谁也没想到会有不速之客。一个穿军装的人黑着脸走进来，径直穿过院子，推开办公室的门。 屋里坐着站长朱若愚和几个特务，还有情报处长杨若琛。来人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对准杨若琛，一枪毙命。 “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枪声闷响的瞬间，朱若愚手里的紫砂小茶壶“啪”地砸在红木办公桌上，茶水溅湿了摊开的情报文件，洇开一片深色的水渍。他僵在椅子上，张着嘴半天没说出一个字，额角的冷汗顺着皱纹往下淌。几个年轻特务更是吓得缩成一团，有人下意识去摸腰间的配枪，手指抖得连枪套都解不开。 他们认得这个闯进来的军人，是军统稽查科的张超，和杨若琛积怨已久，只是没人敢相信，他竟敢在军统的办公地点公然行凶。 张超站在原地，枪口还冒着淡淡的青烟，他低头瞥了一眼倒在血泊里的杨若琛，眼神里没有半分波澜。 朱若愚缓过神来，喉咙发紧，声音都在打颤：“张超，你……你疯了！”张超没搭理他，只是抬眼扫过屋里的人，目光落到谁身上，谁就赶紧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那句“告黑状”的警告，像一块冰，狠狠砸在所有人的心上。 没人不知道张超和杨若琛的仇怨从何而起。两人都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早年在特训班是同窗，后来又一起被派到湖北站共事。1937年年底，军统截获一份日军准备偷袭长江沿岸据点的情报，这份情报是张超带着三名外勤人员，潜伏在汉口日军据点附近整整七天，才冒险传回来的。 张超本以为凭着这份情报能立个大功，没想到杨若琛趁着他外出汇报的空档，偷偷篡改了情报上报的署名，把功劳全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戴笠不辨真伪，还对杨若琛大加赞赏，提拔他当了情报处长。 张超得知真相后，气得当场砸碎了自己的办公桌，他跑到戴笠面前申诉，却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杨若琛早就在暗地里打点好了关系，还反咬一口，说张超是嫉妒自己的才干，故意捏造事实诬陷同僚。 戴笠本就偏爱处事圆滑的杨若琛，听完这番话，不仅没给张超主持公道，还把他训斥了一顿，罚他去稽查科做了个闲职。从那以后，杨若琛更是变本加厉，处处刁难张超，甚至暗中克扣他手下人的粮饷，还多次向戴笠打小报告，说张超心怀不满，恐生异心。 张超不是没想过忍气吞声，他知道军统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是常事，可杨若琛的步步紧逼，让他彻底没了退路。 就在事发前三天，张超的一名心腹手下被杨若琛安了个“通共”的罪名，抓进了审讯室，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张超去求情，杨若琛却坐在办公室里跷着二郎腿，冷笑着说：“想救人？跪下来求我。”张超攥紧了拳头，指节都泛了白，最终还是转身离开了。他知道，对杨若琛这种人，讲道理没用，求情更没用，只有用最狠的办法，才能彻底了结这段恩怨。 那天中午，张超特意换上了笔挺的军装，把皮鞋擦得锃亮。他算准了军统湖北站午休时的松懈，大门没锁，岗哨要么打瞌睡要么溜去闲聊，没人会想到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杨若琛正和朱若愚吹嘘自己又破获了多少“可疑案件”，完全没察觉到死神的降临。张超没有丝毫犹豫，掏枪、瞄准、射击，一气呵成。 他扬长而去的时候，院子里的岗哨才反应过来，却没人敢上前阻拦。张超的背影挺直，脚步沉稳，没有一丝慌乱。朱若愚瘫坐在椅子上，看着杨若琛的尸体，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是不知道杨若琛的所作所为，只是碍于权势，一直选择明哲保身。枪声散去，办公室里只剩下浓重的血腥味，还有几个特务压抑的啜泣声。 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戴笠的耳朵里，他勃然大怒，下令全城搜捕张超。可张超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军统湖北站的人，从此再也没人敢随便打小报告，办公室里的气氛，变得压抑又沉闷。 这场发生在1938年夏天的枪杀案，看似是军统内部的私人恩怨，实则是特务机构内部黑暗倾轧的真实写照。为了权力和功劳，有人不择手段，有人睚眦必报，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人性的阴暗面被无限放大。枪响过后，倒下的不只是杨若琛，还有特务体系里早已扭曲的道义和良知。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