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陈布雷劝老蒋不能只拍苍蝇要打老虎。老蒋听出是指孔宋。反讥道：听说你女儿入了地下党？陈布雷一听，顿时大汗淋漓，有些不知所措的解释道：“小女是否参加我不知道，不过，我听人说她有些激进。” 那天的南京总统府办公室，空气闷得像灌了铅。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吹得簌簌响，落在积着灰尘的窗台上。陈布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的公文纸被汗渍浸得发皱。他站在蒋介石的办公桌前，腰杆挺得笔直，后背却早已经湿透。1948年的国统区，早就乱成了一锅粥。法币贬值到废纸不如，老百姓扛着一麻袋钱买不来一斤米，街头随处可见啃树皮的难民。达官贵人却借着“币制改革”的由头，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首当其冲的就是孔祥熙、宋子文两家，他们靠着和蒋家的姻亲关系，垄断了金融、商贸，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存在国外银行，洋房洋车买了一栋又一栋。陈布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跟着蒋介石二十多年，从浙江奉化一路到南京，是旁人眼里最贴心的“文胆”，写过无数篇掷地有声的文稿，可看着眼前的乱象，那些笔墨突然变得一文不值。 他不是不知道劝谏的后果。孔宋是蒋介石的亲戚，是蒋家王朝的钱袋子，动他们就是动蒋介石的根基。搁在平时，他绝不会说这种犯忌讳的话。可那天他看着报纸上登的难民饿死街头的新闻，咬着牙还是开了口。 他没提孔宋的名字，只说“如今反腐，不能只拍苍蝇，要敢打老虎”。话音刚落，蒋介石的脸就沉了下来。办公桌上的黄铜镇纸被他攥得咯吱响，那双平时带着笑意的眼睛，瞬间冷得像冰。他盯着陈布雷，慢悠悠抛出那句话，像一把刀子，直插陈布雷的软肋。 陈布雷的汗，顺着额头往下淌，滴在长衫的前襟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他慌了神，嘴唇哆嗦着，连说话都变得语无伦次。他确实不知道女儿陈琏是不是真的入了地下党。 陈琏从小就有主见，读的是教会学校，接触了不少进步思想。抗战时期，她就跟着同学上街游行，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回家还会劝陈布雷，说国民党的腐败迟早会亡国。陈布雷每次都皱着眉制止她，却又忍不住偷偷给她塞钱，让她小心点。他心里跟明镜似的，女儿的“激进”根本不是空穴来风，可他不敢深问，更不敢对外说。在那个特务遍地的年代，一句话说错，就能招来满门抄斩的祸事。 他跟着蒋介石这么多年，太清楚这位委员长的手段。蒋介石从来不会跟人讲道理，只会用最直接的方式反击。你说我亲戚贪腐，我就揭你女儿的短。你要跟我谈国事，我就跟你扯家事。 这一招，既堵了陈布雷的嘴，又敲打了他——你的把柄攥在我手里，老实点。陈布雷站在原地，只觉得浑身发冷。他突然想起自己写过的那些文章，那些歌颂“清明政治”“廉洁奉公”的词句，此刻听起来像个天大的笑话。他是蒋介石的笔杆子，却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连一句真话都不敢说到底。 这件事之后，陈布雷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主动劝谏，每天只是机械地写着文稿，字里行间的精气神没了，只剩下死气沉沉的官样文章。他常常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对着窗外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夜。桌上的浓茶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他却一口都喝不下去。 1948年11月13日，距离那次劝谏不过一个月，陈布雷在南京的寓所里服安眠药自尽。他留下了十一份遗书，最长的一份写给蒋介石，里面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他没提孔宋，没提女儿，只说自己“油尽灯枯，再无用处”。 陈布雷的悲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他是那个时代里，无数怀揣着“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有良知，有操守，却被困在腐朽的体制里，进退两难。想报国，却只能为虎作伥；想坚守道义，却处处受制于人。他们的笔，写得出锦绣文章，却写不出一个清明的世道。他们的忠，忠于的不是国家，不是人民，而是一个终将覆灭的王朝。这份忠，最终变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