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陕北一名女知青在自己回城前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一个农民，哭着告诉他：“你一定要等我回来，我上完大学就嫁给你！” 那时候的城乡差距，比黄土高原的沟壑还深。 一个北京来的学生娃，细皮嫩肉的，连驴车都没坐过；一个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手上的老茧比地里的石头还硬。 这承诺在旁人嘴里，早被嚼成了碎沫，“城里姑娘的心，比天上的云还飘，等她？不如等老天爷掉馅饼。” 张梅香刚到郭家塬插队时，真跟棵被风吹歪的玉米苗似的。 郭明亮是大队支书的儿子，每天收工都绕到她住的土窑前，要么拎来半筐土豆，要么教她怎么把镰刀磨得更快。 她教他写自己的名字，笔尖在糙纸上划拉，他手掌心的汗把纸洇出一小片印子。 日子长了，两人在坡上割麦时，影子都挨得近了些。 麻烦是公社的黄书良副主任带来的。 那人五十多岁，肚子挺得像揣了个西瓜，总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往张梅香的窑洞钻。 有回他借着酒劲想拉她的手，郭明亮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把将他搡开，黄土撒了两人一裤腿。 黄书良摔门走时撂下话：“这丫头的返城名额，我看悬！” 1977年冬天，高考恢复的消息像场春雨，浇透了每个知青的心。 张梅香把煤油灯调到最小，每晚啃书本啃到眼皮打架。 郭明亮怕她冻着，凌晨揣着热红薯蹲在窑外，红薯的甜香飘进窗，混着书页翻动的声音。 后来她考上北京的大学，临走那晚，她把腕上的上海牌手表摘下来，塞进他手里：“等我。” 他攥着表，表盘的冰凉硌得掌心生疼，却没敢抬头看她的眼睛。 第二年夏天，郭家塬的风里都带着闲话。 郭明亮托媒人说了个邻村的寡妇，带着两个娃，彩礼都谈得差不多了。 张梅香放暑假一到家就听说了，拎着行李直奔郭家，当着满院子看热闹的人，把包里的“回城指标申请书”扯了个稀碎：“我回来不是要你的城市户口，我是要你郭明亮这个人！”郭明亮站在那儿，脸涨得通红，手里还攥着那块没舍得戴的手表，表针“滴答滴答”，像在数两人这些年受的委屈。 这事后来被《陕西农民报》登了，读者来信堆成了山。 有人说张梅香傻，放着城里好日子不过；也有人说，她给那些“返城就变心”的知青抽了记响亮的耳光。 我觉得，他们都没瞧见郭明亮擦手表时的样子，他总用袖口轻轻蹭表盘，像是在摸一件稀世珍宝。 那块上海牌手表，后来跟着郭明亮在地里转了半辈子。 表盘磕出了好几道细纹，表带换过三次，却从来没停过。 就像他们的日子，从北京的大学课堂到陕北的窑洞土炕，从青丝到白发，没跑偏过一步。 爱情这东西，有时候真不用看什么户口、学历，就看你敢不敢攥紧对方的手，在命运的坡上一步步往上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