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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国家在研发东风-17时,发现导弹在飞行中,极易遭到外部干扰,所有人都

1987年,国家在研发东风-17时,发现导弹在飞行中,极易遭到外部干扰,所有人都建议增加反电子系统,谁知,祝学军却说:“干脆让导弹在雷达里彻底消失,不就行了?”话音刚落,一位老专家扶了扶眼镜,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2019年国庆70周年的天安门广场上,当一款外形像"飞镖"一样扁平独特的导弹驶过观礼台时,世界军事观察界的瞳孔都因震惊而放大了。它不像我们见惯的那种圆锥体弹头,充满了未知的科幻感。 这一幕的伏笔,其实早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沉闷午后就埋下了。 把时钟拨回1987年,当时的中国军工界正陷入一场激烈的路线之争。针对导弹突防难的问题,会议室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在那样的技术背景下,导弹就像个在大平原上狂奔的壮汉,虽然力气大,但在敌方雷达眼里就是个移动的活靶子。只要根据初始轨迹算出抛物线,在这个壮汉到达之前,对方早就在半路上架好了拦网。 主流专家的意见很统一:既然容易被锁定,那就给导弹穿上“盔甲”。大家想到的招数是在导弹上加装反电子干扰系统。这就像是两个人肉搏,你出拳,我也出拳,大家在电磁频谱里硬碰硬。但这不仅是被动的“格挡”逻辑,更有一个致命硬伤——多装一套设备,导弹就要多背几斤铁,对于每一克重量都要精打细算的射程设计来说,这简直是不能承受之重。 就在满屋子人为了“加多厚的盾牌”争执不下时,毕业于国防科大的祝学军扔出了一句在当时听起来近乎疯癫的话:“为什么非要对抗?让导弹在雷达屏幕上彻底消失不行吗?” 这话一出,几位扶着眼镜的老专家估计心里都在犯嘀咕:这年轻女娃怕是在说梦话。因为在那个连大哥大都没普及的年代,要让以数倍音速飞行的钢铁巨兽隐身,就像要求一辆拉响警报的救护车在闹市区静音穿行一样离谱。 但祝学军的“消失”理论,并不是真的要把导弹变成透明空气,而是基于对雷达原理的逆向思维。雷达就像人在山谷喊话听回声,如果有办法让回声消失,或者让回声极其微弱,山谷对面的人自然就听不到动静。她想走的,是一条此前无人敢走的“主动隐身”之路。 这条路之所以敢走,是因为当时并非全无技术铺垫。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永顺那时正挤在破旧仓库里搞“等离子体隐身”研究,这种能像海绵一样吸附电磁波的气体技术,为祝学军的狂想提供了一丝理论微光。 有了理论还不够,真正的噩梦在于如何让导弹“飞”得既快又诡异。祝学军把目光投向了钱学森早年提出的“助推-滑翔”理论。传统的弹道导弹走的是死板的抛物线,而她要设计的导弹,得像那是孩子们在河边打出的水漂——在大气层边缘利用激波反复跳跃、滑翔。 这就催生了后来那款令人惊艳的“乘波体”弹头。这种扁平的设计极为巧妙,它能把阻力巨大的激波变成自己脚下的冲浪板,不仅获得了惊人的升力,其特殊的几何切面还顺带解决了隐身问题:这种形状能让打在上面的雷达波发生“滑走效应”,形成的反射截面比传统圆锥弹头小得多。 然而,说起来也就是两片嘴皮子一碰,真干起来却是要把人逼疯。 这种在大气层边缘以几倍、十几倍音速“冲浪”的飞法,会产生上千度的剧烈高温,不仅要把一般金属烧化,甚至会烧穿里面的信号传输线。团队在那几年里,每天都在跟极端环境下的新材料死磕。最让人崩溃的是飞行控制,这种想怎么拐就怎么拐的“水漂”弹道,需要极其复杂的算法代码来支撑,哪怕一个小数点写错,导弹在天上就不是“打水漂”,而是直接翻跟头自毁。 实验室里的年轻研究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无数次风洞模拟失败,把团队的信心按在地上摩擦。那种不仅要对抗物理极限,还要背负“想法不切实际”质疑压力的日子,外人根本无法感同身受。但正如祝学军后来在讲台上分享的那样:所谓的责任,就是在无人看好时,把那条最难的路走到极致。 这几十年的“闭关修炼”,最终磨出了一把让所有防御系统都失效的利剑。 当东风-17在测试中展现出令人胆寒的能力时,当年的质疑彻底烟消云散。它不但能以超过6马赫的速度狂飙,还能在6万米高空像燕子一样灵巧变轨。美国引以为傲的导弹防御体系,乃至其投入巨资搞出的拦截网,面对这种忽左忽右、还能在大气层边缘“隐身冲浪”的怪物,计算芯片都要烧冒烟了也算不出它下一秒会出现在哪。美国空军前首席科学家马克·路易斯曾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连发现都很难,发现了也追不上的绝望技术。 2017年的两次实弹试射,导弹狂奔1400公里后,落点精度竟然控制在几米之内,这种指哪打哪的“手术刀”级能力,让东风-17瞬间成了镇国重器。 这一仗打得有多漂亮?从2019年阅兵的初次惊艳,到后续如鹰击-21等同类思路装备的接连问世,甚至在对2025年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的展望中,以东风-17为代表的高超音速方队依然是绝对的核心王牌。这一切都证明了,当年那个被视为“天方夜谭”的决定,不仅赌赢了,而且让中国在这条赛道上,完成了一次教科书式的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