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开国中将周希汉离休两月，山西一老农三度赴京，执意求见，自称曾是将军通信员，欲请其开具入党证明以提高待遇。 老农激动起来，展示勋章，撸起袖子露出伤疤，试图用这些“证据”唤醒周希汉的记忆。周晓红在一旁看得动容，劝父亲成全这位老农。然而，周希汉却不动声色，伤痕，他见得太多，勋章，亦不足以作为凭证。他的一生，刚直不阿，红军时期，即便被枪指头也毫不退缩，何畏连射五枪未中，他反骂枪法太差。正因这份骨子里的硬气，他的升迁之路屡屡受阻，直至建国后方才被授予军长之职。如此人物，岂会因一时的怜悯而破坏自己的原则？ “待遇，由组织来定，证明，须依程序开具。我不能以私情代替公规。”周希汉的话，掷地有声，不容置疑。老农听后，默然无语，眼中的期待渐渐熄灭。 老农最终还是离开了，周晓红悄悄塞给他路费，劝他回乡按程序申诉。证明未开，原则未破，周希汉的心中，一片坦然。在这场关于身份、待遇与原则的争议中，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军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