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宣布接收183件中国历代书画捐赠，此事曾在整个华语文化界引发巨大争议。这批横跨五个朝代、包含王翚《长江万里图》等传世瑰宝的藏品，源自晚清名臣翁同龢家族六代相传的私藏，而捐赠者正是翁同龢五世孙、百岁高龄的美籍华人翁万戈。 这场看似纯粹的文物捐赠，在当时引起的最大争议集中在一点，翁家为什么不把文物捐给国家，非要捐给老美？ 这两天南京博物院正处在舆论的漩涡，老黑想借翁家的旧事来谈谈当下博物馆与文物捐赠的问题。 翁氏家族的收藏传奇始于晚清。 翁万戈的先祖翁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读同治帝。其子翁同书、翁同爵、翁同龢三兄弟相继登科入仕，尤以翁同龢成就最著——这位咸丰六年状元历任工、户、刑三部尚书，身兼同治、光绪两朝帝师，被誉为“状元宰相”。 翁氏父子皆嗜藏书鉴画，不惜重金收购散佚典籍书画，从倒闭书斋搜罗珍本，逐渐积累起被誉为“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的庞大收藏。 翁同龢为求得王翚《长江万里图》，更是历经周折，最终以400金购得，在日记中盛赞其“真乃天下奇观也”。 翁万戈名义上是翁同龢后人，实则为翁同书曾孙，自幼便肩负起守护两脉家藏的使命。1948年，30岁的翁万戈为躲避战乱，将天津藏书楼中的家藏打包转运，历经数月海运险途，最终携文物定居美国，从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海外守藏生涯。 翁万戈选择将大量文物捐赠美国，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 作为1938年便赴美求学、后加入美国国籍的美籍华人，他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视野早已超越国界。在他看来，波士顿艺术博物馆作为其赴美后到访的第一家博物馆，不仅保存条件雄厚，更地处西方文化重镇，能让中国文物获得更广泛的国际传播。 翁万戈曾直言，自己并非收藏家而是“守藏家”，博物馆才是文物的终极归宿，而他毕生的理想是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他曾出版英文版《古代中国美术品的宝库》，在美国掀起中国艺术热潮，还策划过罕见的中国竹刻展，让西方世界初识东方工艺之美。 更值得深思的是时代背景的制约：20世纪后半叶，国内文物保护条件确实有限，而美国博物馆在恒温保存、学术研究等方面的优势显而易见。 此外，美国对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最高可抵扣捐赠物估值30%的所得税，与当时国内文物捐赠配套制度的不完善形成鲜明对比，也成为影响其决策的现实因素。 不过翁万戈并非完全割裂与故土的联系，他曾将542册古籍以450万美元转让给上海图书馆，向北京大学、上海博物馆捐赠多件珍品。 关于这场捐赠，最尖锐的指责直指其“数典忘祖”，有人痛斥：“翁同龢身为帝师，心系家国，其后人却将民族瑰宝无偿捐外，实为卖国之举”。 学者们则担忧文化流失，认为这些文物承载着中国历史记忆，理应留在故土，“想看祖宗宝贝竟要远赴波士顿，实为民族之憾”。 更具争议的是捐赠与转让的双重标准——翁万戈给美国是无偿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古籍却收取450万美元，这种差异被解读为“厚外薄中”。 部分批判者还列举英国收藏的《女史箴图》遭破坏的案例，质疑“西方博物馆就能妥善保护中国文物”的说法。 当然也有理性声音认为，文物作为翁氏私产，所有者有权处置，且海外捐赠确实促进了中国文化传播，不应以狭隘民族主义苛责。 面对争议，翁万戈生前坦言“捐出去后褒贬由人，我根本听不见”，这种淡然其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老黑看来，当下南京博物院的文物纠纷，为这场陈年争议注入了新的现实注脚。 庞莱臣家族1959年捐赠的137件藏品中，不仅有5件下落不明，更有明代仇英《江南春》现身拍卖场，估值高达8800万元。 当庞家后人追问藏品去向时，院方竟以“产权已变更，无义务告知”回应，彻底颠覆了公众对博物馆的信任。这起事件恰恰印证了翁万戈当年的顾虑：对于捐赠者而言，文物的安全保障与知情权远比“留在国内”的名义更重要。 翁氏家族曾有过类似隐忧，其先祖收藏历经战乱辗转，翁万戈本人更是亲历文物转移的艰险，对文物安全的极致追求让他对收藏机构的选择慎之又慎。 南京博物院的纠纷暴露的，是国内文物捐赠体系的短板——从捐赠后的监管机制到捐赠者权益保障，从文物真伪鉴别到处置流程透明化，都存在亟待完善的空间。 2021年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虽明确鼓励文物捐赠，但具体配套措施仍显滞后，如今看来，如何平衡私人收藏的处置权与国家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已成为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 翁氏家族六代守护文物的初心，本质上是对文化血脉的珍视；而翁万戈的海外捐赠，既包含个人理念的坚守，也折射出特定时代的制度缺憾。批判其“不爱国”容易，构建让捐赠者放心、让文物安心的环境却难。 当国内博物馆能给予捐赠者足够的知情权与尊重，当文物保护的技术与理念能与国际接轨，当私人收藏的公益价值能得到合理回馈，那些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瑰宝，自然会找到最好的归宿，而不必跨越重洋寻求安宁。 反之，很多人还会寒心，不捐国内捐国外的遗憾，还会屡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