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朱安偷偷摸进鲁迅的房间，从后面一把抱住了他，对着鲁迅的耳朵央求道：“大先生，和我生个孩子吧。”鲁迅反应过来，立马把朱安推开，骂道：“你给我滚出去，”朱安被吓的转头就跑。   有一回，名为陆晶清的客人来访，看着朱安端茶送水时，身为丈夫的鲁迅竟然微微欠身，极不自然地说了一声“谢谢”在旁人眼里，这似乎是读书人的矜持，可实际上，这声谢谢划开了楚河汉界，把两人分得清清楚楚。   那天客人实在看不过去，趁鲁迅路过内室时，半开玩笑地一把将他推进了朱安的房门，那一刻，或许是长久以来的压抑终于爆发，朱安做出了这辈子最出格的举动，她死死抱住这个挂名丈夫，近乎哀求地颤声说想生个孩子。   但这换不来温存，只换来了雷霆般的怒火，鲁迅挣脱开来，脸上是少见的暴怒，厉声喝道“你给我滚出去”随后拂袖而去，自此之后，那扇门再也没对他敞开过，两人的关系彻底降至冰点。这种“同在屋檐下，死生不往来”的僵局。   其实早在那个充满欺骗的婚宴夜就已经注定了，把时间倒回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1906年，那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收到家里急电，说母亲病重，作为出了名的孝子，他匆忙赶回绍兴，谁知推开家门，看到的却是满院的张灯结彩和大红喜字。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骗局”目的是把他这个游荡在外的心拴回来，那天的鲁迅，像个木偶一样被摆弄，作为一个接受新式思想的青年，他为了母亲的面子，忍着心里翻江倒海的抵触，装上一条毫无意义的假辫子，套上有些滑稽的黄袍马褂。   但他心里其实还存着最后万分之一的侥幸，或许这个还没谋面的妻子，多少能听进他之前的建议呢，早在日本求学时，鲁迅就预感到这桩旧式婚姻逃不掉，他曾给家里去信，不想让未婚妻活成一个废人，提出了两点硬性要求：放足和读书。   即便不能琴瑟和鸣，至少也得是个能正常行走的健全人，然而，当花轿落地的那一瞬间，这最后的期待也碎成了粉末，轿门打开，新娘伸出脚想要落地，因为轿身太高，那一脚没踩实，只听“啪嗒”一声，那原本看上去大小正常的鞋子竟然掉了。   一只塞满棉花的“大鞋”滚到一边，露出了一双惨不忍睹的三寸金莲，为了讨好在这个新派丈夫，朱安刻意掩饰自己的小脚，却不料弄巧成拙，在大庭广众下闹了个极其不吉利的笑话，那一刻，鲁迅原本就铁青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眼神里的光彻底灭了。   这一双小脚，踩碎了鲁迅改良旧家庭的梦想，也踩实了朱安悲剧的一生，新婚当夜，喜烛燃得噼啪作响，屋里却冷得像冰窖，鲁迅只冷冰冰地扔下一句话，说朱安既然嫁进来，他养着便是，但他只拿她当“妹妹”或者“助手”除此之外别无他想。   听完这话，朱安当时就瘫软在地，跪着哭求不要赶她走，她不懂什么新思想，她只知道在这个世道，被休弃的女人只有死路一条，看着这个受惊的传统女人，鲁迅终究还是心软了，没有写休书，只是默默搬进了书房。   没过几天，他就带着那个没有圆房的秘密，头也不回地又去了日本，这场婚姻的根基，本就是错位的，这不仅是两个人性格的错位，更是两家境遇的错位，早在1898年，鲁迅家遭逢巨变，父亲去世，还在襁褓中的小弟弟也跟着夭折。   母亲鲁瑞整日以泪洗面，家里气氛压抑得喘不过气，亲戚们为了让鲁瑞宽心，便拉着她打牌解闷。就是在这些牌桌的闲言碎语间，有人提起了朱家的女儿，朱家祖上做过官，当时经商正富，虽然此时的周家已经家道中落，但这门亲事在老辈人眼里算得上门当户有。   可这桩亲事从定下到完婚，中间拖了整整七八年，从鲁迅20岁将要毕业那年开始，家里就在催，朱家那时候看中鲁迅拿了奖学金能留洋，觉得有个“洋女婿”脸上有光，也愿意等，这一等，就把朱安从一个适龄少女拖成了28岁的“大龄剩女”。   对于朱安来说，她不仅裹着无法复原的小脚，更裹着那种刻在骨子里的封建教条，男人就是天，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读书改习气那是万万不能的，朱家父母那种彻底的封建观念，把朱安变成了一个完美的旧时代标本，而这恰恰是鲁迅最痛恨且无力改变的。   1909年，学成归国的鲁迅在绍兴师范当了校长，明明工作的地方离家极近，他却鲜少回去，偶尔回趟家，也是为了探望老母亲，对那个名义上的妻子，他能躲则躲。白天他躲在学校或书房，晚上把被褥铺在别处。   几十年来，两人之间的对话加起来恐怕都凑不够几页纸，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沉默中，朱安也曾试图自我安慰，她看见墙角爬行的蜗牛，会想着即便是一步一步慢慢爬，只要还是向上的，总归有点指望。   她尽心尽力地侍奉婆婆，试图用传统妇德来感化这块石头，甚至还在做着“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梦，但她不明白，这根本不是诚心的问题，他们之间隔着的，是整整一个时代的鸿沟。 信息来源：新华网——鲁迅原配朱安:“我也是鲁迅的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