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农民朱海清在地里干活，村长气喘着跑来：“别干了，快回去，你家来了个大官！那天他蹲在地头，手里拄着锄头，裤脚全是泥，天才亮不久，山头还飘着雾，村里的母鸡在身旁咯咯叫。他低头拔草，心里想着今年玉米能不能多收几袋，忽然听见村口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村长大步冲过来，脸涨得通红，连招呼也顾不得打，喊道：“朱海清，别锄了，快回家，有大官等着你！” 他当时就懵了！手里的锄头“哐当”砸在田埂上，泥块顺着锄刃滚落，沾在磨亮的木柄上。朱海清摸后脑勺时，满手泥土蹭到额头，眉头拧成疙瘩：“大官？找我？”他这辈子没出过三次县城，最远就到镇上卖粮食，跟“官”打交道顶多是收公粮的村干部，收公粮的村干部，头回听说有“大官”专门找他。村长急得直跺脚，拽着他往村里跑，嘴里念叨“别问了，人家在你家堂屋坐半个钟头了，中山装笔挺，还带警卫员！” 朱海清跟着往家跑，裤脚泥点子甩得老高，路过自家菜园瞥见黄瓜藤快爬过篱笆，心里还琢磨傍晚得搭架子。村里人听见动静全探出头，端饭碗的、抱孩子的跟着往朱家凑，议论声嗡嗡响：“海清家咋会来大官？”“是不是他偷偷做买卖被盯上了？”1988年的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几年，农民日子刚有起色，最怕跟“官”沾边惹麻烦，朱海清老实巴交种地，连集体便宜都没占过，心里更慌了。 推开掉漆的木门，朱海清一眼看见堂屋坐着个中年人，头发整齐、中山装领口扣得严实，黑皮鞋擦得锃亮，跟泥土地面格格不入。旁边年轻小伙子腰杆笔直、眼神锐利，一看就是警卫员。中年人见他进来立刻站起，脸上带温和的笑，主动伸手：“你是朱海清同志吧？我叫李建国，省里民政厅的。”朱海清愣在原地，手在裤腰上蹭了又蹭才敢轻握对方的手，那温热干燥的触感，跟自己满是老茧、沾着泥土的手形成鲜明对比。 李建国看出他局促，拉着他坐板凳，还亲手倒了杯白开水：“别紧张，我来送东西，也替一位老革命完成心愿。”朱海清端水杯的手微微发抖，水差点洒出来。李建国从公文包拿出红布包，慢慢打开，里面是枚褪色军功章和一张泛黄老照片：“这是你父亲朱老栓同志的军功章，1947年孟良崮战役牺牲，二等功臣。”他声音低沉，“当年战乱烈士信息登记不全，我们核查多年，上个月才找到准确线索。” 朱海清眼睛一下子红了！父亲去世时他才三岁，老娘从不敢多提，只说父亲是“当兵的”走得早。他从小跟着老娘吃苦，种地放牛，初中没读完就辍学，家里最值钱的就是那头老黄牛。他一直以为父亲是普通士兵，没想到竟是功臣！“我爹……他是英雄？”声音哽咽着，手指轻轻抚摸军功章上模糊的字迹，冰凉的金属触感仿佛带着父亲的温度。李建国点点头，拿出另一份文件：“按政策，烈士家属可享抚恤金，还有优先就业资格，县里粮站或供销社有岗位，你可以考虑。” 旁边老娘早忍不住哭了，抹着眼泪说：“他爹泉下有知该多高兴！当年他走时就说，等革命胜利让孩子吃饱饭、有书读。”朱海清看着老娘花白的头发，又看手里的军功章，心里五味杂陈。他这辈子没大志向，就想种好地让老娘安享晚年，如今却有了别的选择。围观村民也安静了，看着军功章的眼神满是敬佩——原来这个闷不吭声的庄稼汉，竟是烈士的儿子！ 朱海清沉默很久，忽然抬头看着李建国：“李同志，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也谢谢政府还记得我爹。”他小心翼翼收好军功章，“抚恤金我要领，给老娘治病养老，工作就不找了。”指着门外田地，“我爹当年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好好种地，现在我把地种好、多打粮食，也是替他完成心愿。”李建国愣了下，随即竖起大拇指：“好样的！朱同志，你这份心跟你父亲一样让人敬佩，不管选什么，政府都支持你。” 那天中午，李建国在朱海清家吃了顿便饭：一碗玉米粥、一碟咸菜、两个白面馒头。他吃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说：“以后有困难找当地民政部门，我们不会忘了烈士家属。”朱海清送他们到村口，看着汽车扬起的尘土远去，手里紧紧攥着红布包。回到地里重新拿起锄头，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踏实。 1988年的农村，像朱海清这样的农民还有很多，他们老实本分守着土地，却不知道父辈曾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那些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烈士事迹，需要有人发掘、铭记，政府的核查工作不仅是对烈士的告慰，更是对家属的关怀。朱海清没选择离开土地，不是不思进取，而是懂得父亲的牺牲换来了如今的安稳，守住土地、种好粮食，就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这种朴素的情感，比任何豪言壮语都更动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