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军将领李文起义后，又趁机逃往台湾，后来过得怎样？ 1948年那会儿，国民党在华北的局面已经是岌岌可危。蒋介石对坐拥几十万大军的傅作义，那是一百个不放心。傅作义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他是晋绥军出身，这就是老蒋的心病。为了防着傅作义“有异心”，蒋介石玩了一手“掺沙子”，把之前的警备司令陈继承调走，换上了李文。 李文这人，在黄埔一期里其实属于“资质平平”的那一挂。但老蒋用人，有时候比起才华，更看重“听话”。李文对蒋介石，那是绝对的愚忠。蒋介石把他放在北平，名为协助，实为“监军”，手握第四兵团，联合石觉的第九兵团，死死盯着傅作义。 可李文显然高估了自己的段位。傅作义那是从军阀混战里杀出来的“老狐狸”，在北平城里，傅作义稍微动动手指头，就把李文架空了。到了1949年1月，天津被刘亚楼指挥的东野大军29个小时就给打下来了，这下北平彻底成了孤岛。傅作义看清了大势，决心起义。 傅作义要起义，李文是蒋介石的死忠，这俩人肯定尿不到一个壶里。傅作义也是狠人，直接用“战区换防”的名义，把李文手下的25万大军调到了城外，实际上就是解除了李文的兵权。 北平和平解放通电一发，全城沸腾。按理说，李文这时候顺坡下驴，跟着起义是最明智的。但他那股子“愚忠”劲儿上来了，死活不干。最后傅作义也算仁至义尽，没难为他，给他留了条路。李文就这么丢下部队，灰头土脸地跑回了南京。 蒋介石这时候正是用人之际，加上淮海战役把精锐赔了个底掉，看着李文这种“虽败但忠”的学生，老蒋反而还挺感动。他觉得李文没跟着傅作义“变节”，这就是气节！ 于是，李文不仅没受罚，还被委以重任，又领了一个兵团的兵力，被派去了大西南。当时的胡宗南正坐镇成都，蒋介石想依托西南群山，搞“负隅顽抗”。 胡宗南这人咱们都知道，跑路是专业的，一看势头不对，早在成都还没破的时候，他就先溜了，扔下李文在成都死守。 1949年12月，成都城外已经是四面楚歌。这时候的李文，心态彻底崩了。 看着兵临城下，生存的本能战胜了对老蒋的忠诚。他动摇了。为了保命，他向刘伯承元帅发出了请求，希望能“起义”。 当时战事推进得太快，为了减少伤亡，也为了争取更多人放下武器，我军领导层展现了极大的胸怀，没怎么深究他的动机，还是把他当成了投诚将领来对待，甚至在很多场合给了他类似“起义人员”的优待。 李文投降后，并没有被关进监狱，而是被送到了军事院校去学习。这其实是给他一个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机会。 可是，李文这人，骨子里那种旧军阀的习气和对蒋介石的愚忠，根本没洗干净。他觉得自己堂堂一个兵团司令，现在天天坐在教室里当小学生，还要写思想汇报，这叫什么事儿？“郁郁不得志”这五个字，成了他当时最真实的写照。 他开始不仅是对学习抵触，更是对海峡对岸的台湾抱有幻想。他觉得老蒋还在，国民党还没完，自己只要能跑回去，还是高官厚禄。 1950年3月，这绝对是李文人生中最惊险的一步棋。他利用组织上对他管理相对宽松的机会，借口外出治病或者执行任务，竟然真的让他给跑了。他先是辗转到了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管着，是个中转站。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后，他终于联系上了国民党方面，搞到了船票，渡海逃往了台湾。 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蒋介石，看到李文回来了，你会咋想？ 一方面，这人是“降将”，在成都投降了共产党，这在军法里是污点；但另一方面，他能从共产党那边“逃”回来，说明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忠心可嘉啊！ 李文刚到台湾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保密局那帮特务不是吃素的，对他进行了极其严格的审查。毕竟谁知道你是不是带着任务回来的？那段时间，李文估计也是提心吊胆，生怕老蒋翻脸不认人。 但最终，蒋介石还是念及旧情。毕竟黄埔一期的学生剩的不多了，李文当年在北平拒绝傅作义拉拢的事儿，老蒋还记着好。老蒋大笔一挥，恢复了李文的中将军衔。 这看似是“王者归来”，实则是“杯酒释兵权”。军衔是给了，待遇也给了，但兵权？想都别想。 李文被安排了一个“国防部中将高参”的闲职。啥叫高参？就是高级参谋，说白了就是没事儿开开会，喝喝茶，没有任何实际指挥权。他彻底远离了政治核心和军事指挥链。 对于一个打了一辈子仗的武将来说，这种日子其实挺煎熬的。看着以前的同僚，有的还在掌权，有的成了富商，自己却像个被供起来的泥菩萨。 后来，李文从这个闲职上也退下来了。为了生计，或者说为了找点事儿干，他接受了台湾糖业公司的聘请，去当了个高级顾问。 在台湾的后半生，李文过得非常低调。他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过去，尤其是成都投降那一段，那是他心里的刺。他可能也在反思，自己这一辈子，忙忙碌碌，到底是图什么？ 1977年，李文在台北病逝，享年72岁。他走的时候，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已经渐渐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