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绝对不会相信，我当了两年120迫击炮排长，竟然没有见过我们排的迫击炮是什么样子。1982年我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旅顺某守备团团属炮连（55式120迫击炮）任二排长。报到的时候，政治处主任对我说：“你们连队在大连小岛85疗养院做勤务保障工作，你直接去那里报到吧。” 我当时背着背包站在政治处门口，脑子嗡嗡作响。军校三年，每天摸爬滚打都是围绕迫击炮展开，测算射击诸元、分解结合炮身、构筑发射阵地，做梦都在练瞄准击发，怎么分配到“疗养院”去了？带着满肚子疑惑，我坐了两个小时的轮渡，又走了半小时的土路，终于见到了所谓的“炮连”——没有炮场，没有弹药库，甚至连块像样的训练场地都没有，只有几栋红砖墙的平房围着一片草坪，门口挂着“85疗养院勤务连”的牌子。 连长姓张，是个黑瘦的老兵，见我来报到，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来了就踏实干，咱们连的任务特殊。”我忍不住追问：“连长，咱们不是炮连吗？120迫击炮在哪呢？”张连长叹了口气，领着我走到宿舍窗边，指着远处的海岸线：“这小岛是后方保障基地，疗养院住的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功臣，咱们的‘炮’，就是伺候好这些老英雄。” 我这才明白，原来1982年那会儿，部分守备部队根据任务调整，将一些炮连抽调到后方疗养院承担勤务保障，编制还在炮连，但实际工作和作战训练完全不搭边。我们排的十三个兵，每天的工作不是操炮，而是打扫院区、照顾老干部起居、维护水电设施，偶尔还要帮疗养院种菜养猪。有个老兵跟我说：“排长，你就别惦记炮了，我来三年都没见过120迫击炮长啥样，咱们这是‘名义上的炮连，实际上的后勤队’。” 心里的失落劲儿就别提了。我还记得军校毕业时，指导员拍着我的胸脯说：“到了部队，要把所学的本领用在战场上，守护好祖国的海疆。”可现实是，我每天拿着扫帚拖把，不是给老干部端茶送水，就是清理院子里的落叶。有一次，一位抗美援朝的老首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拉着我坐在草坪上聊天。他说自己当年是志愿军炮兵，在上甘岭战役中，用迫击炮敲掉了敌人三个火力点，说着还比划着瞄准的动作：“小伙子，别觉得保障工作不起眼，我们在前线打仗，后方的保障就是我们的底气。” 老首长的话让我心里一动。我开始试着接受这份“特殊任务”，但骨子里的军人本能让我放不下专业。每天晚上，等战友们都睡了，我就把军校的迫击炮教材拿出来，在煤油灯下反复翻看，把射击诸元表背得滚瓜烂熟。我还找了块木板，画了120迫击炮的分解图，用树枝模拟炮身、炮架、座钣，在院子里悄悄练习分解结合，一练就是大半夜。 有一次，疗养院的发电机坏了，全院停电，老首长们的吸氧设备面临中断风险。电工班折腾了两个小时都没修好，急得满头大汗。我突然想起军校里学过的机械原理，120迫击炮的击发机构和发电机的传动装置有相似之处，便主动请缨试试。我趴在发电机底下，对照着教材里的机械图，一点点排查故障，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调整齿轮咬合，忙活了一个多小时，发电机竟然重新转了起来。 1983年夏天，团里组织建制连军事考核，要求每个炮连必须完成120迫击炮实弹射击。接到通知时，全连都懵了——我们连连炮都没有，怎么考核？张连长急得满嘴起泡，我主动找到团里，请求借用兄弟连队的迫击炮进行集训。团首长被我们的诚意打动，批准我们去驻旅顺的炮营借炮训练。 第一次见到真正的55式120迫击炮时，我激动得手都在发抖。那黝黑的炮身、厚重的座钣、精密的瞄准镜，和我在教材里、木板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我抚摸着炮身，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战友。集训的半个月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炮上，白天带着战士们练分解结合、构筑阵地、测算诸元，晚上就住在炮营的营房里，缠着老班长请教操作技巧。 考核那天，我们连在指定阵地完成射击准备。当我下达“装填、瞄准、击发”的命令时，三颗炮弹呼啸而出，全部命中目标区域。团首长当场表扬我们：“没想到勤务连的炮打得这么准，不愧是正规军校出来的排长！”那一刻，所有的委屈和失落都烟消云散，我知道，这两年的坚守没有白费。 1984年，我因考核成绩优异，被调到团属炮营任一排长，终于能真正和120迫击炮朝夕相处。但在小岛疗养院的两年时光，却成了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我渐渐明白，军人的使命从来不是单一的，有人扛枪戍边，有人默默保障，有人冲锋陷阵，有人坚守后方，不管在哪个岗位，只要心怀责任，就能发光发热。 那些年没见过炮的遗憾，最终变成了对军人使命的深刻理解。55式120迫击炮是冰冷的钢铁，但军人的责任和担当是滚烫的。无论是操炮卫国，还是保障后方，本质上都是在为祖国的安宁付出。现在回想起来，正是那段“特殊的炮连经历”，让我学会了在平凡岗位上坚守初心，懂得了军人的价值不在于手握什么装备，而在于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