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的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枪声尚未响起，刑场一阵骚动。围观的人群议论纷纷，更多人却记得一个固定标签——“特务看守”。黄茂才被押解时脚步发虚，脸色灰白。 此前两年，黄茂才在审讯室里反复申辩：1949年11月27日发生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之日，黄茂才已在11月20日被遣散离岗，并不在现场。 这个时间点在档案里并不醒目，却成为后来翻案的关键线索。 把时间拨回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的特务系统仍在运转。渣滓洞原是煤窑，地形封闭，适合秘密关押政治犯。 那一年，20岁的黄茂才从四川自贡来到歌乐山，被安排做看守。黄茂才出身佃农家庭，母亲托人将黄茂才送进机关，只为躲避抓壮丁。 黄茂才识字不多，负责收放风、点名、递送杂物，日子过得麻木。 1948年6月，江竹筠被捕，关进渣滓洞。江竹筠与黄茂才同为自贡人，这层关系让对话有了可能。江竹筠与曾紫霞、况淑华等人观察到黄茂才态度温和，便选择以生活细节建立信任。 寒冬里，狱友为黄茂才补衣、织毛衣。黄茂才开始冒险买毛线，带回报纸，纸面上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进展。 黄茂才知道这些纸张意味着什么，却还是放进了袖口。 更重要的是信件。江竹筠给儿子彭云的托付文字，需要离开牢房。黄茂才以“黄克诚”“兰先生”等化名，先后递送二十余封信件。 胡其芬写下预警屠杀的《最后的报告》，也经由这条隐秘通道转出。每一次递送，都是一次冒险。特务系统内部对看守的审查并不松，黄茂才因此被列入“立场不稳”的名单，最终在1949年11月20日被正式遣散。 七天后，屠杀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清理旧案迅速展开。1951年，黄茂才因“曾任渣滓洞看守”被检举。彼时的社会情绪激烈，渣滓洞与白公馆的血案令人愤怒。 黄茂才的解释缺少物证，能作证的人多已牺牲，连那件毛衣也在抄家中遗失。公审大会上，愤怒需要出口，黄茂才站在台前，结论早已形成。 事情的转机并不在当年。1981年，重庆烈士陵园纪念馆整理档案，馆长卢光泽在材料中发现“兰先生”的线索与黄茂才高度吻合。 随后，曾紫霞、况淑华、田一平先后出面，复述狱中细节：信件的路径、报纸的来源、托孤文字的交接方式。这些记忆并不整齐，却在关键点彼此印证。 法院重新核对时间轴，确认黄茂才不在屠杀现场，并认可传信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