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复旦冯教授的这番话有感而发：抗战期间的文人汉奸周作人死了，但他的信徒和粉丝繁多，至今不绝。 冯教授这番话，像一根针，扎破了一层窗户纸。周作人，这个名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绕不过去，也始终带着一种复杂的、令人不适的“热度”。有人称他为“五四”巨匠，散文大师，谈他冲淡平和的文字；也有人，像冯教授这样，毫不含糊地指出他文名之下那个洗不掉的底色——汉奸。更值得深思的是后半句：为什么他的“信徒和粉丝”，至今不绝？ 我们先看看，周作人这个“汉奸”的帽子，到底是怎么戴上的。 这不是后人随意扣的帽子，而是铁一般的历史事实。1937年北平沦陷后，众多文化精英如郭沫若、老舍等纷纷南下，用笔、用行动抗日。周作人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有多次南下的机会，他却选择留下。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他留下的“作为”。从1939年开始，他先后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等伪职。1941年，他更出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汪伪政权高级官职。在此期间，他访问日本，慰问日本伤兵，出席日伪组织的“东亚文化协议会”等各种活动。这些行为，在当时就被视为严重的附逆行径。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后经上诉改判为十四年。这段历史，黑白分明，档案俱在。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有着如此清晰污点的人，为何总能吸引一批“信徒”？ 这恐怕要从几个层面去理解。首先，是文学成就与政治污点的刻意切割。周作人的散文，尤其是他提倡的“人的文学”、“美文”，确实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影响了俞平伯、废名等一批作家。他的部分粉丝，便沉浸在这份文学审美中，有意无意地为他开脱，提出所谓“文学归文学，政治归政治”，甚至认为他出任伪职是“为了保护北大校产”、“不得已的苦衷”。这种论调，忽视了在民族存亡的关头，一个公众人物（尤其是文化领袖）的基本气节本身就是其人格与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的哥哥鲁迅，用笔做投枪匕首；他的弟弟周建人，坚持爱国立场。相比之下，周作人的选择，让他的“冲淡平和”在民族大义面前，显出了苍白与懦弱。 其次，是一些人对“复杂性”的误解与滥用。近年来，有一种倾向，喜欢将历史人物“复杂化”，认为非黑即白的评判是简单的。这本身没错，但“复杂化”不等于“美化”，更不等于混淆是非。周作人的内心或许有挣扎、有无奈，但这些个人情绪，无法抵消他公开事敌、为伪政权服务的基本事实。将他的行为一味解释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实质上是对那段血火抗争历史的亵渎。当人们轻描淡写地说“要理解他的不得已”，他们可曾理解过那些在战场上、在监狱里、在流亡途中宁死不屈的志士的“不得已”？ 更深层的原因，或许在于某种虚无主义的文化心态。周作人后期思想趋向消极、避世，讲究“生活之艺术”，这种调子在和平年代的某些圈子里很容易引起共鸣。一些追随者欣赏的，或许正是这种看似超然物外、不同政治的“智者”姿态。他们将周作人塑造成一个“悲剧性的”、“被时代误解”的文化符号，用以寄托自己对现实责任的疏离感。这种追捧，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精致利己”，与周作人当年在民族大义前的选择，内在逻辑一脉相承。 复旦冯教授的感慨，之所以有力，就在于它戳破了这层文化的幻象。他提醒我们，历史评价有底线，民族大义是红线。周作人的文学成就，可以在学术范围内研究讨论；但他汉奸的历史定论，不容翻案，更不应被其文名所掩盖。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必须能够清晰区分珍珠与泥沙，铭记那些在黑暗中擎起火把的人，而非为在黑暗中为自己寻觅舒适角落的人涂脂抹粉。“粉丝至今不绝”的现象，恰恰说明历史教育与价值引领，仍需持之以恒。忘记过去，不仅仅是遗忘，更可能是一种变相的背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 环球网. 《历史上的今天：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判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