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原国民党74军军长邱维达，见邱行湘50多岁了却还是单身，说：“有个30多岁的女工，叫张玉珍，人不错，还会做红烧肉，要不要见个面？” 邱行湘站在邱维达家楼下的老槐树下，烟蒂已经丢了四个。风把中山装的下摆吹得晃悠，袖口那块蓝布补丁磨得发亮——这是他从功德林出来后，自己缝的。两年前走出那扇铁门时，他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每月领36块工资，在政协整理旧档案，白天和故纸堆打交道，晚上回宿舍啃咸菜馒头。哪敢想“家”这个字？ “战犯”俩字像根细刺，扎在肉里三年了。被俘那年他38岁，在功德林啃了12年窝头，出来时头发都白了大半。邱维达拽他上楼时，他还在嘀咕：“人家带着俩娃，纺织厂女工，正经人。我？怕是街坊邻居唾沫星子都能把她淹了。” 门开时，一股肉香先飘了出来。张玉珍站在门口，蓝布工装的领口扣得严实，袖口卷到小臂，露出的手背上有几道浅疤——后来邱行湘才知道，那是常年握纱锭磨的。她身后躲着俩孩子，大的男孩攥着衣角，小的女孩眼睛盯着桌上的搪瓷盘，里面卧着块油汪汪的红烧肉。 “邱大哥，坐。”张玉珍递过筷子，声音不高，“维达哥说你爱吃这个，炖了俩钟头。”邱行湘夹起肉，筷子抖了一下——这味道，和他娘生前炖的一模一样。1937年他离家参军，娘追着村口喊“多吃口肉”，那碗肉还没凉透，他就再也没见过娘。 那天下午，孩子们没怎么说话。但临走时，小女孩突然从兜里摸出颗水果糖，塞他手心里，糖纸都皱了。男孩扒着门框，小声问：“伯伯，明天还来修桌子不？”邱行湘这才看见，屋里那张方桌，一条腿用绳子捆着，晃悠悠的。 第二周他带了工具箱来，刨子、凿子摆了一窗台。张玉珍上班前给他留了碗粥，上面卧着个荷包蛋。他蹲在地上修桌子，听见俩孩子在里屋小声吵：“他要是当爹，以后红烧肉是不是能常吃？”“别瞎说，娘说要叫邱伯伯。”桌子修好时，夕阳从窗户斜进来，照在新钉的木楔子上，亮堂堂的。 1962年开春，俩人去民政局领了证。邱行湘把攒了半年的30块钱塞给张玉珍，她没买新衣裳，扯了块花布，给俩孩子各缝了件罩衣。晚上躺在硬板床上，邱行湘摸着枕头下的特赦证，纸角都磨圆了。“委屈不？”他问。张玉珍翻个身，把脚往他脚边凑了凑：“厂里姐妹说我胆大，敢嫁‘战犯’。可我瞅着，你修桌子时连木刺都挑干净，比那些嘴上说得好听的实在。” 1967年夏天，小儿子出生那天，邱行湘守在医院走廊，手里攥着个红糖馒头。护士把孩子抱出来，说：“是个小子，哭声亮堂。”他抱着软乎乎的小婴孩，看着旁边病床上睡着的张玉珍，突然笑出声，眼泪却砸在孩子脸上。“叫邱平，”他对自己说，“这辈子打够了仗，就盼他平平安安。” 后来邱行湘在政协写史料，张玉珍每天早上给他装饭盒，底层总压着块红烧肉。孩子们长大些，大的进厂当了钳工，小的考上大学，每次写信回来，开头都写“爹，娘让我问你……”。有回邻居老大妈拉着张玉珍说：“当初都说你傻，现在看，你家烟囱天天冒烟，比谁家都旺。”张玉珍嘿嘿笑：“日子是过给自己的，烟囱冒烟，心里就暖。” 邱行湘88岁走的那天，张玉珍给他梳好头，摸了摸他手腕上那道旧伤疤——那是1948年被俘时留下的。“老邱，”她凑到他耳边说，“这辈子，值了。”窗外的老槐树沙沙响，像极了当年他在楼下抽烟时，风穿过树叶的声音。 现在想起这些，总觉得日子就像张玉珍炖的红烧肉，火急了不行，得慢慢熬。邱行湘扛过枪，也低过头，最后守着一屋烟火气过了半辈子。张玉珍带着俩娃，敢把未来押在一个“特赦犯”身上，图的不过是他修桌子时认真的样子，是他把糖偷偷塞给孩子的手。街坊邻居背后咋说，谁还记得？烟囱里的烟冒了几十年，早把那些闲言碎语吹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