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出一个史无前例重大决定，释放出极危险信号。 日本共同社12月9日深夜披露了一个重大消息：高市早苗政府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周二（12月9日）证实称，日本正在考虑设立一个新的大臣（部长级）职位来监督情报工作。 日本这次要设立情报监督大臣的决定，看着是个简单的机构调整，实则是把战后和平宪法的底线又捅了个大窟窿，所谓“应对复杂安全环境”的说辞，不过是包装军事扩张的漂亮外衣。 1947年生效的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写得明明白白，日本要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这是二战后国际社会给日本套上的“和平枷锁”，也是日本作为战败国向世界作出的承诺。 而情报工作从来都是军事行动的“先锋队”，专门设一个部长级职位来统筹情报，本质上就是为日本突破“专守防卫”、打造攻击性战力铺路。 要知道，日本的情报职能原本分散在内阁情报调查室、防卫省情报本部、外务省国际情报局等多个机构，彼此各司其职又相互牵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和平宪法对“限制战力”的隐性要求。 现在要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到一个大臣手下，形成类似美国中情局的集中指挥体系，这种整合绝非单纯的效率提升。 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早就露过打造“日本版CIA”的野心，之前还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甚至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这次设情报大臣不过是其鹰派政策的延续。 这种操作和二战前日本内阁情报部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逻辑如出一辙，只是换了个“应对安全威胁”的名头。 从数据上看，日本的安保转向早有铺垫且力度惊人，2025年度日本防卫及相关预算已经达到9.9万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5050亿元，占GDP的1.8%，而政府的目标是2027年度让这一比例达到2%。 要知道，战后几十年里日本防卫费占比一直坚守在1%左右，这个比例被视为日本奉行和平主义的重要指标。 更关键的是，2023至2027年度的防卫费总额被定在43万亿日元，是上一个五年计划的近1.6倍，这么多钱不仅用来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改良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国产“12式”岸舰导弹，还要投入到情报体系建设中。 没有强大的情报支持，这些攻击性武器就是“睁眼瞎”，设立情报监督大臣，就是要让情报收集、分析和运用跟上扩军备战的步伐，形成“情报-武器-行动”的完整链条。 日本的一系列操作早已突破“专守防卫”的边界，2022年底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文件，已经明确提出日本要拥有“反击能力”，也就是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直接抛弃了“专守防卫”的核心原则。 2024年3月，日本自卫队还首次正式派员参加北约“ASTERX24”联合太空演习，从之前的“观察员”变成了“参演者”，其太空作战群也从2022年组建时的70人扩编到近120人，未来还要把航空自卫队升级为“宇宙航空自卫队”。 太空安全与情报收集紧密相关，日本和北约在太空领域的军事合作，必然需要统一的情报协调机制，这也为情报大臣的设立提供了现实借口。 此外，日本还和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签署了《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实现武器装备互操作，这些跨国军事合作都离不开集中高效的情报支持，情报大臣的出现正好补上了这个“缺口”。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正在一步步模糊和平宪法的边界，从安倍晋三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到岸田文雄政府推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再到高市早苗政府设立情报大臣，日本的安保政策正在完成从“防御型”向“进攻型”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一次次“小突破”积累成“大转向”。 之前日本自卫队只能在本土防卫，后来可以参与海外维和，再到现在能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北约开展联合军演，每一步都伴随着情报能力的提升。 现在设立情报监督大臣，相当于给日本的军事扩张装上了“大脑中枢”，让其对外军事行动更具计划性和针对性。 日本国内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东京市民曾多次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扩军，日本《社会新报》也批评高市早苗政府漠视民生，全力强化军事扩张，推升地区紧张局势。 但这些反对声音显然没能阻止日本的右倾步伐。 事实上，日本之所以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偏离和平宪法，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纵容和支持，美国需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扮演“制衡者”角色，默许日本扩军以分担自身压力；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右翼势力长期推动“正常国家”诉求，试图摆脱二战战败国身份的束缚。 设立情报监督大臣，就是日本在这条路上迈出的关键一步，它不仅违反了和平宪法的精神，更让地区安全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当一个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一边大幅增加军费、发展攻击性武器，一边整合情报力量、强化军事合作，其释放的危险信号不言而喻。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加强安保”，而是在重走军事大国路线，历史的教训值得所有周边国家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