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郭沫若在北京去世。最让人动容的是，他1937年因国事紧急被迫离开日本后留下的五个孩子，在佐藤富子靠着护士薪水、挖野菜果腹等多种方式艰难支撑的绝境下，竟然全成了各领域骨干人才。 ​​佐藤富子，这位出身日本贵族的女性，为了爱情与郭沫若相伴二十年，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被一张字条留下，独自面对五个年幼的孩子和无依无靠的绝境。她没有被命运击垮，凭着一股坚韧劲儿，硬生生把四子一女抚养成才，每个孩子都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这份母爱与坚守，值得被永远铭记。 ​​1916年的东京，樱花正飘得满城都是，22岁的佐藤富子还顶着“北海道帝国大学校长外孙女”的光环，穿一身素雅的和服，举手投足都是贵族小姐的温婉。可谁也没想到，她会在一次偶然的相遇中，对穷得叮当响的中国留学生郭沫若动了心——那时的郭沫若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装，眼里却藏着对知识的热望，聊起理想时滔滔不绝，一下子就撞进了富子的心里。家人得知后气得跳脚，贵族联姻的机会摆在眼前，怎么能跟一个异国穷学生纠缠？可富子铁了心，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我这辈子就跟着他了”，干脆利落断了和家族的联系，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安娜”，跟着郭沫若搬到东京郊外一间月租两元的小破屋。屋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富子却毫不在意，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洗衣做饭，晚上坐在煤油灯旁，一边缝补郭沫若的旧衣服，一边陪着他写作到深夜，偶尔抬头对他笑一笑，眼里全是藏不住的爱意。 日子过得清贫却也算安稳，转眼二十年过去，五个孩子陆续降生，大的懂事了，小的还在襁褓里，家里虽然热闹，可开销也越来越大。安娜靠着在医院做护士的微薄薪水支撑着全家，每天下班回家还要给孩子们洗衣做饭、辅导功课，常常累得倒头就睡。可她从没想过抱怨，总想着等战乱平息，日子总会好起来。直到1937年的那个清晨，天刚蒙蒙亮，郭沫若拿着一张字条匆匆塞进她手里，只说了句“我得回中国去”，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安娜攥着那张写着“国事紧急，暂别妻儿”的字条，站在门口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眼泪唰地就流了下来——她不懂什么国事，只知道自己的天塌了，五个孩子最大的才十几岁，最小的还不到三岁，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没了郭沫若的消息，家里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医院的薪水根本不够养活五个孩子。安娜只能每天下班后，背着竹筐跑到郊外的山里挖野菜，春天挖荠菜、夏天采蕨菜，冬天地里什么都没有，就捡些别人丢弃的红薯皮、土豆块。孩子们饿极了，就围着竹筐抢着吃沾着泥土的野菜，小儿子还会仰着小脸问她“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什么时候能吃上白米饭？”安娜每次都强忍着眼泪，摸着孩子的头说“快了，等你们长大了，就能吃上白米饭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安娜挖野菜时不小心崴了脚，一瘸一拐地回到家，看到孩子们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瑟瑟发抖，大女儿还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弟弟妹妹身上，她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那天晚上，她抱着孩子们哭了一夜，可天亮后，她还是照样一瘸一拐地去医院上班，下班后继续挖野菜——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孩子们还等着她养。 就这样熬了一年又一年，安娜不仅靠着多种方式艰难把孩子们拉扯大，还从没耽误过他们的学业。她总说“知识能改变命运”，哪怕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们读书。孩子们也懂事，知道妈妈不容易，放学回家就帮着做家务，晚上在煤油灯下认真读书，遇到不懂的问题就缠着安娜问——安娜本身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小姐，辅导孩子们的功课自然不在话下。功夫不负有心人，五个孩子一个个都考上了日本顶尖的大学，毕业后各自在领域里发光发热：长子郭和夫成了著名的化学家，次子郭博是顶尖的建筑设计师，三子郭复生是医学专家，四子郭志鸿是音乐教授，女儿郭淑瑀则成了日语翻译家。每个孩子都成了各自行业里的骨干力量，提起他们，没人不竖起大拇指。 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才有机会带着安娜回到中国，寻找郭沫若的消息。可此时的郭沫若早已重组家庭，安娜看着眼前陌生的一切，没有抱怨，也没有哭闹，只是平静地看着孩子们，说“你们过得好，我就放心了”。她这一辈子，为了爱情远赴异国，为了孩子熬过绝境，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双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用坚韧和爱培养出五个优秀人才。 安娜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母爱的伟大与坚韧。在绝境中，她没有被命运打垮，而是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把苦难变成了滋养孩子成长的土壤。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心中有爱、有坚持，就没有跨不过去的坎。而那些在苦难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用自己的才华回报了母亲的养育之恩，也为社会做出了贡献。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评论区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