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1949年，中国几乎把当时世界上所有的政体都试了一遍。而且所有阶层都站出来尽了自己的努力：读书人变法，做生意的搞实业救国，信教的造人间天国，没文化的请神上身打洋鬼子，留学的复制西方革命…… 咱们先看看最早站出来的是谁？是农民。 洪秀全，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带着一群在土里刨食的苦哈哈，想在人间造个“天国”。这就是太平天国运动。那时候的老百姓太苦了，他们不懂什么大道理，听说能“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就把命都豁出去了。 这算不算一种政体探索？算！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绝对平均主义社会。结局大家都知道，南京城破，湘军杀红了眼，这场长达14年的大梦，最后换来的是中国人口锐减几千万，江南富庶之地一片焦土。 为什么不行？因为靠迷信和绝对平均，根本搞不定复杂的国家治理。但你不能否认，这是底层百姓对那个吃人世道最愤怒的吼叫。 紧接着，读书人登场了。 康有为、梁启超这些顶级知识分子，看着日本搞明治维新搞成了强国，心里那个急啊。他们觉得，咱们不用推翻皇帝，只要皇帝肯变法，咱们学学英国、日本，搞个君主立宪制，大清就有救了。 这就是戊戌变法。光绪皇帝也想干一番事业，这帮读书人更是满腔热血。可结果呢？这一场变法只活了103天。菜市口刑场上，谭嗣同大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这血流得冤不冤？太冤了。但它证明了一件事：在一个烂到根子里的封建躯壳上，修修补补是死路一条。 这时候，社会上又冒出一股劲儿。 那是咱们最朴实、也最鲁莽的农民兄弟，义和团。 你说他们愚昧吗？真愚昧。相信喝了符水就能挡子弹，相信请神上身就能打败洋鬼子。可你若是站在那个年代，看着洋教士横行霸道，看着国家被瓜分，你除了拼命，还能怎么办？ 他们是用血肉之躯去对抗工业文明的钢铁怪兽。这虽然是没文化的救国方式，但这股子不畏死的民族血性，让西方列强第一次意识到：瓜分中国，办不到！ 如果说上面这些都是“土方子”，那后来就是真正的“洋方子”了。 孙中山先生回来了，带着一群留洋的学生，他们满脑子都是西方的民主、共和。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两千多年的皇帝拉下马。中国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那时候大家多高兴啊，觉得剪了辫子，有了总统，有了议会，中国就强了。 可现实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试过了总统制，试过了内阁制，试过了多党制。结果呢？北京城的政权像走马灯一样换，大总统成了军阀头子的战利品，议员手里的选票明码标价，还没现大洋好使。 袁世凯想当皇帝，张勋想复辟，段祺瑞搞武力统一，曹锟靠贿选当总统。这哪里是民主共和，这分明是披着洋装的封建割据。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更苦。 这说明什么？说明简单的“拿来主义”，把西方的制度硬搬到中国这块土壤上，根本生不了根，只能长出怪胎。 在政界乱成一锅粥的时候，商界的大佬们也没闲着。 张謇，那是当过状元的人，毅然决然回去办厂，搞实业救国。那个时代的民族资本家，真是令人敬佩。他们觉得，只要我们有了自己的工厂，能造自己的布、自己的火柴、自己的机器，国家就有希望。 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一边受外国资本的排挤，一边受本国军阀的勒索。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这一个个名字背后，都是一部部血泪创业史。 但最后大家发现，在一个没有主权、战乱频仍的国家，实业救国只能是一个美好的幻影。日本人的炮火一响，你几十年的心血瞬间化为乌有。国家不独立，资本家连做奴隶的资格都不稳当。 你看，从1840年到1921年，这80多年里：中国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把家里能找的药方全吃了一遍，却发现病情越来越重。这种绝望，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体会。那是一种看着国家一点点烂掉，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窒息感。 就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他们没有照搬俄国的城市暴动，因为毛主席看透了中国是农业国。他们搞农村包围城市，搞土地革命。他们让老百姓明白：革命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你自己有地种、有饭吃、有尊严。 这一下，乾坤扭转。 那些曾经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的中国人，被凝聚成了钢铁长城。 从1921年到1949年，仅仅28年。这个曾经尝试过所有错误答案的民族，终于找到了那个唯一的正确解。 这个过程容易吗？太难了。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李大钊绞刑架下的从容，夏明翰“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豪迈，杨靖宇腹中全是草根棉絮的悲壮…… 他们是用生命在为中国试错，为中国探路。 直到1949年10月1日，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才算是给这百年的血泪探索，画上了一个巨大的感叹号！ 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更替，这是中国人在试遍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等等所有路都不通之后，历史和人民做出的庄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