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谢铁骊等导演，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一部历史传奇故事片《知音》。 1911年武昌城头枪声一响，11岁的小凤仙家里塌了天，跟着戏班子跑江湖，南京街头第一次被人叫“小凤仙”时，她还不知道这名字会刻进民国史。 三年后辗转到北京八大胡同，云吉班的老鸨看她眉眼有几分灵气，硬说能接“贵客”，可她哪懂什么应酬，不过是被逼着学些场面话。 蔡锷刚到北京那会儿，谁都以为他是袁世凯的“座上宾”，天天往胡同里钻，老鸨赶紧把小凤仙推上去，说这是“南方来的富商”。 本来想应付几句就走，可后来发现这“富商”听她唱《定军山》时，手指会不自觉地敲桌子打拍子，眼神亮得吓人。 八大胡同的男人见多了，要么图个乐子，要么谈些龌龊生意，像蔡锷这样听戏听出激昂的，她还是头回见。 袁世凯要称帝的风声越来越紧，蔡锷来的次数更勤了，有时会塞给她一张纸条，让她找机会递给某个“送茶叶的”。 小凤仙搞不清上面写的啥，只知道每次送完纸条，蔡锷都会盯着她眼睛说“等这事了了，带你看云南的山茶花”。 1915年那个秋天，蔡锷说要带她去颐和园散心，马车走到后门，他突然跳下去钻进另一辆，回头只留了句“照顾好自己”。 后来才听说，他当天就坐船去了天津，再往后，云南就响起了讨袁的枪声。 1916年冬天，报纸上登着蔡锷病逝的消息，小凤仙盯着那行字看了半天，眼泪把报纸洇出个洞。 她扯上块黑纱就往中央公园跑，现写的挽联被风吹得哗啦响，“不幸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周围人围着看，有人说她痴情，有人骂她不知羞耻，她都听不见，满脑子都是那句没兑现的“山茶花”。 蔡锷走后，胡同里的日子没法过了，袁世凯的人三天两头来问话，老鸨也嫌她晦气。 无奈之下，她跑到天津，嫁了个据说在军队做事的男人，本想安稳度日，可没几年那人投靠了日本人，她连夜收拾包袱逃出来，一路往北到了沈阳。 1949年冬天，沈阳街头冷得像冰窖，小凤仙在电影院门口躲风，碰见烧锅炉的李振海。 他看她冻得直哆嗦，递过来个烤红薯，说“听评书不？里面暖和”。 一来二去就熟了，李振海知道她以前“干过唱戏的营生”，没多问，只说“我有四个孩子，缺个妈，你愿不愿意试试”。 她想了想，点头说“以后叫我张洗非吧”，“洗非”，洗去过往的是是非非，听着就踏实。 日子过得紧巴巴，李振海工资不高，四个孩子张嘴要吃饭，张洗非学着纳鞋底、腌咸菜，以前的旗袍压在箱底，换成了打补丁的粗布褂子。 1951年梅兰芳到沈阳演出，她犹豫了好久，写了封信托人送去，没提当年的事，只说“生活困顿，望先生援手”。 梅先生倒是念旧，托人安排她去托儿所当保健员，每月能领36块工资，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她给每个孩子买了块水果糖。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她记性越来越差，有时烧着水就忘了关火，医生说是“早老性痴呆”。 1954年春天，李振海说她躺在床上张着嘴想说话，却发不出声音，没几天就走了，才54岁。 孩子们把她埋在塔湾山林，连块碑都没立，后来城市改造，那片林子没了，坟头也找不着了。 现在提起小凤仙，多数人还是会想到《知音》里的花前月下。 可翻开沈阳档案馆的资料，那个叫“张洗非”的保健员登记表上，照片里的女人穿着工装，梳着齐耳短发，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水。 很显然，比起“奇女子”的虚名，她更想要的，不过是做个能给孩子买糖吃的普通母亲。 如此看来，历史书里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背后，藏着多少小人物的悲欢，怕是只有他们自己最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