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梅艳芳去世不久后，他的主治医生在一次采访中透露：“其实梅艳芳的病完全是有可能治好的，但就因为一件事，她主动放弃了治疗！”     医生盯着报告上的那个数字：85%，在医学上，这已经算是相当乐观的讯号了，对一个肿瘤大小只有三厘米、也没蔓延到淋巴的早期宫颈癌患者来说，这几乎等于“只要按流程做手术，就能继续好好活”。     可偏偏坐在诊室椅子上的梅艳芳，脑子里转的不是“我能不能活”，反倒是飘去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她做人一向认真到近乎挑剔，连面对癌症都如此，手术前，她把厚厚一摞有关癌症和生存质量的研究资料翻了个遍。     还不放心，又打电话越洋去问日本早稻田大学做声学研究的专家，就为搞清楚一个别人可能连想都想不到的问题：摘除子宫，会不会让共鸣变了，哪怕只有一点点？     除了这些专业问题以外，她还小心翼翼地问医生一句特别私人、特别痛的：“如果做了，我还算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吗？”     医生看的是病灶和数据，可她想起的却是自己小时候那个伤痕累累的小孩。     四岁那年，在荔园游乐场的舞台上，她正唱着《卖花女》，突然被台下一个醉汉狠狠砸了个烂苹果，额头当场破了、血往下淌。     可那个本该保护她的母亲，居然转身去捡地上的零钱，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把她一个人留在台上继续唱。     这种冷得像冰碴子的经历，让她长大后对“亲情”两个字有种填不满的缺口，她的床头一直放着一个不值多少钱的音乐盒，里面转着一对紧紧抱在一起的母女雕像，那其实是在补她小时候没得到的温度。     1990年，她最亲的姐姐梅爱芳因同样的病离开人世。姐姐走之前扶着她的手，声音微弱却抓得死紧：“阿梅，你一定要有个孩子，得有自己的家。”     这句话像钉子一样扎进她心里，从那以后，她始终记着，也正因为如此，当医生把子宫切除的同意书递上来时，她不愿意签。     她不是拒绝治疗，而是死死守着自己最后一点能“成为母亲”的可能性，对她来说，只要子宫在，那个关于家的愿望就还没彻底碎掉。     所以她宁愿不要最佳治疗方案，也坚持选择效果没那么强的放疗加药物，她甚至把这种身体上的折磨，当成创作的一部分、生命最后的投入。     2003年愚人节那天，张国荣从文华酒店跳下去后，她整个人像被抽走力气一样，经纪人说，她回港后对着哥哥的照片把指甲都掐进肉里。     就是那一刻，她决定把余下的时间全用来完成一场真正属于她的“最终谢幕”。     放疗带来的痛说给别人听都没人能理解：皮肤像纸一样薄，稍一碰就可能破、可能流血，可为了最后那场告别演唱会，她硬是要求戴上那顶足足8公斤多的鎏金凤冠。     后台化妆间几乎成了战场，医生和护士得小心到极致地处理每一处破皮的伤口。     下身因为病情难以控制的出血，她只能靠厚厚的止血垫藏在那件华丽到极致的婚纱里。     她上台前那一针止痛剂打进去的时候，应该已经痛到极限了，但灯光一亮，她仿佛瞬间换了一个人：一个身体虚弱、上台得靠人扶的病人，就这么变成了台上光芒四射的女王。     唱到《夕阳之歌》那段，她拖着那条长到像云一样的白婚纱，一步步走上台阶。     那时血已经慢慢渗出来了，但灯光把一切都盖住，她用全部的力气，把“嫁给舞台”这个念头变成现实。那是她最豪华、也是最悲壮的婚礼。     “我试过很多件婚纱，但总觉得没有一件属于我。”她在台上这么说，声音轻轻的，可眼里全是水光。     那时的她，是舞台上的巨星，更是那个从小想听妈妈一句夸奖的小女孩，她保住了自己身体形式上的完整，用只有四十年的生命，换来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艺术终点。     后来，那年冬天快到尽头的时候，护士听见她迷糊之间轻轻说的最后一句话里，没有害怕，也没有遗憾。     她像是在跟空气里的某个身影说话：“妈妈，我赚到钱了，可以买大房子了……”     那个被丢在舞台上的四岁小孩，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用一生努力想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而最后，她还是留在了那个舞台上，继续扮演那个想要讨妈妈欢心的孩子。     对此你怎么看？     信源：搜狐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