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局因高市早苗的一系列动作而持续震荡，而在一片“强化安全”的声浪中，最先悄然退后的，并非普通民众，而是身处敏感位置的情报与外交人员。作家佐藤优近日点明一个冰冷的事实：这道肉眼所能看见的“危墙”下，第一个抽身自保者，就是那些最能了解内幕的人们。 不过，对每天都要与真实机密打交道并站在第一线的官员来说，这一气氛所造成的并不是心安理得，而是实实在在的职业风险。一部给予了巨大解释空间的反间谍法不可避免地要经过立法最初几年的“成果”论证。这些“成果”最易来自哪里？通常不是那些深藏不露的职业间谍，而是那些经常接触敏感信息的本国官员，特别是那些负责对华、对俄等关键方向的职员。一旦政治需要，任何一份经手的文件、一次外交往来，都可能在未来被重新审查，成为“泄密”或“管理不善”的罪证。 因此，一个系统性自我保护机制便开始运作：可以少经人手、可以不判则不判、一切动作都尽可能地与既定程序相贴合，以免留下可能受到事后问责的印记。外交领域也是一样，高级别谈判本来就是不确定的。在一个风向会发生变异的情况中，最为稳健的办法是照本宣科地避免推出任何具有个人判断和冒险意味的新计划。 法律条文越严、政治口号越响，在实践中流转的真实信息和敢于承担责任者越少。政权表面上紧握刀柄，其实是在切断它对外界的知觉神经。 监听权力扩大又使这寒蝉效应更加深化。在一切通信均有合法监听的情况下，涉外工作者很自然地趋向于减少非必要接触，避开敏感话题和抹煞工作痕迹。这并非是对隐私的抽象顾虑，它是事关职业生涯甚至人身安全的实际考虑。 佐藤优指出的就是这一结构性沉默退避。这并不意味着公开抵抗，而只是有计划地缩编：归责于程序而把风险交给上层决策者本人。战后日本官僚体系曾经依赖的一定程度的专业惯性，即追求信息全面，评判谨慎和提前解决风险，正被高市式“安全政治”推到对立面：标语震天和情报凋零；法律的严密与人心的疏远。 历史不是简单的重演，而是在逻辑上有相似之处。在政权惯于以“间谍”“泄密”为手段时，在利用法律和舆论规训对内不同声音时，在对外部世界最为熟悉的人们选择了远离危险，保持缄默时，全国人民的认知和判断能力都在逐步退化。决策会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少数人臆想和情感，而不是现实的，纷繁复杂的世界图景。 高市早苗以“安全”之名紧缩一切于危机之中，表面上是加强了国家，但实际上却有可能把日本推到内部丧失信任和外部对局势误判的尴尬境地。在一面墙壁开始松脱的时候，第一个觉察和撤退的通常是离这面墙最近的。这不叫背叛，而叫沉默的警告：如果政权首先丧失的是愿意和有能力面对纷繁复杂事实的人民，那就会在其脚下生根，则已经不是岩石了，而变成了一道危墙，正从缝隙里向坍塌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