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9岁的唐月瑛从朝鲜战场归来，在沈阳留影。每个志愿军战士归国之时，都希望在沈阳留下这样一张照片，但太多人未能如愿。 一九五三年冬天，沈阳一间小照相馆，门缝透风，屋里灯泡亮着。 一个戴棉帽的小姑娘被战士推了进来，棉衣鼓鼓的，胸前挂着两枚“中国人民志愿军”奖章。 掌柜抬头一看，还以为是哪家孩子，战士压低声音说，十九岁，从朝鲜战场回来，在矿洞里唱了八个多月戏。很多志愿军也打过主意，路过沈阳照一张像寄回家，让老人知道人还在，可真能站到镜头前的，不多。 照片里的唐月瑛，本来是舞台上的人。 一九三四年，她出生在上海弄堂，家境普通，耳边装满越剧腔。 十五岁那年，人长开了，大眼睛清清亮亮，被徐玉兰看中，收作徒弟，人送外号“小徐玉兰”。 从那以后，练功房吊嗓子，后台跑龙套，小角色一出接一出，脚下的台板一步步踩熟，能独自挑一折戏。 她在台上唱戏的时候，朝鲜半岛已经炸成了锅。 一九四八年，南边挂上“大韩民国”的牌子，北边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片地方前些年被日本占着，日本一投降，美军和苏军就拿三十八度线分区受降，各扶各的政府。 南北都喊统一，越打越凶，韩国一度连连败退，朝鲜一路往南推，韩国领导人去求美国。 美国拉着十来个国家组“联合国军”，坦克、飞机越过三十八度线，还轰炸中国边境城市。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就这么打响。 那会儿唐月瑛还在国内。 一九五二年，徐玉兰、王文娟领衔的玉兰剧团场场爆满，文工团奉命挑队伍，要把越剧、评剧、京剧、歌舞集中起来，组一支文艺“联队”。 年轻、出身干净的玉兰剧团，很快被点了名，随部队去了鸭绿江边的安东慰问。 江这边灯光明亮，唱才子佳人；江那边炮声不散。 风一吹，戏腔飘向对岸，后台那几张年轻的脸互相看了一眼，都觉得光在这边唱心里不踏实，演出一散，一摞申请书就递上去，请求随志愿军入朝。 批复下来得很快，一九五三年四月，四辆大卡车、两辆吉普车装上人和道具，车篷一落，外头啥样只能靠耳朵听，只听到引擎声、轮胎碾雪声，还有远处闷闷的爆炸。 车跑了一整夜，天亮时停在朝鲜山里的一个矿洞口。这个洞往里挖出五层，第五层开大会，第三层给慰问队睡觉。矿洞阴冷，冬天一张嘴就是一口白气，牙齿都被冻得发酸，战士反复叮嘱，没事别往外跑，头顶上的轰炸机不认人。 洞里照样要搭台。那次停电，很多人记到老。洞里挤满战士，越剧唱到热闹处，外面几声巨响，电线被炸断，矿洞一下黑透。 台上嗓子没停，人心里却一紧。 底下一束手电光打到台上，又一束、再一束，小光点凑在一起，勉强照亮了脸和戏服，唐月瑛就借着这些手电筒唱完。 平时慰问队跟着部队转移，多在夜里赶路，道具在坑洼路上颠得七零八落。 有一次敌机俯冲，战士大喊往洞里躲，一车人连滚带爬冲进山洞，第二天出洞一看，树被炸断，山坡像被削掉一层皮，这一夜能睡着，是有人在外头顶着炸弹。 矿洞里女演员多，每个月总有那几天，战场上连吃穿都紧，更别说专门的用品，只能用旧布、棉花反复洗着用。男战士看在眼里，嘴上装作没看见，回去悄悄把棉衣里的棉花一撮撮揪下来，攒成一团团送过去，有人干脆把长棉衣剪短。 大家都知道有人在阵地上被冻死，可棉花照样往外掏。前线不止这一支越剧队伍。 一九五一年，豫剧演员常香玉听说志愿军一个连被美军飞机炸得全连牺牲，卖了家产，带剧团全国义演，把十五亿多元收入全捐给志愿军总部，换来一架战斗机，第二年又带骨干演员上朝鲜，在前线演了五个多月。 后来贺龙任慰问团团长，梅兰芳当副团长，三千多名文艺工作者陆续上了朝鲜。 停战协议签下，半岛上的炮声渐远，阴影还在。 国内慰问队一批批轮换，唐月瑛所在的队伍在朝鲜转了八个多月，一九五四年才踏上回国列车。 东北依旧很冷，她戴着棉帽，棉衣上挂着那两枚奖章，望着窗外退去的雪地和站台，心里有点恍惚。想到矿洞里战士看完戏塞来的那块糖、那枚徽章，再想到那些连沈阳都没看到一眼就留在山坡上的身影，酸意往上涌。 火车在沈阳短暂停下，战士劝她照一张像，于是有了那张黑白照片。 回国以后，她先被调入地方剧团，第二年三月进了上海越剧院二团继续唱戏。 一九五九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她随团进京献演《红楼梦》，扮演王熙凤，靠一声笑把观众拉进戏里。很多年里，遇到难处，总会想起朝鲜矿洞里的手电光和炸平的山坡。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八十七岁的唐月瑛在上海离世，那张一九五三年的黑白照片还在，安静地替太多没能回国照相的人站在镜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