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妓 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 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潘素（原名潘迪，1915—1992），生于江苏扬州一个式微的小官宦家庭。幼时家境尚算殷实，父亲通诗书，母亲擅琴艺，潘素自小便接受旧式闺阁教育，诗词、书画、昆曲、针黹皆略通。 只是好景不长，北伐之前，兵燹迭至，家道迅速中落。父母亡故后，她随远亲辗转北上，终因生活逼迫，被安排至北平一家以卖艺为生的场所。 尽管身处风尘之地，潘素却坚持不卖身，只以琴曲、书画、吟唱为业。她性情寡淡，自守甚严，平日多以笔墨自遣，写的多是兰竹、疏梅，笔力清俊，颇得访客赞赏。 她常说：“女子不幸至此，只求身心尚存一分清气。”正因她的才情与坚守，使得一些文人雅士对她格外敬重。 1935年，一个颇具转折意义的午后，她在雅间为几位宾客作画时，被介绍认识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儒雅男子——张伯驹。 此人出身官宦，家财丰厚，性格真率，又酷爱诗书金石，是当时北平文化圈最有名的收藏家与雅士之一。 张伯驹第一眼看到潘素所写的兰竹，便啧啧称赏，随即与她谈诗论文，从唐宋题画诗谈到扬州画派。 潘素答对敏捷，神情清淡，举止之间既端方又带隐忍。张伯驹心中暗生怜惜，亦为她的才情深深吸引。 往来数次后，他已察觉潘素处境艰难，却又洁身自好。某夜，潘素含泪向他说：“张先生，若您愿意信我，请带我走吧……我自幼受教，不敢辱家声，我仍是清白之身。” 张伯驹沉默良久，终于起身走向老鸨，取出厚厚一沓钱票，意欲赎身。老鸨却皮笑肉不笑：“带她走？没门。这姑娘值钱，你张大少爷倒说走就走？” 张伯驹性情虽温雅，却亦是个有担当的人。他挺直腰背，说道：“我不是讨价，我是告诉你，她今日必须走。” 其后他又补交大笔费用，方强行将潘素带出门去。这一夜风雪交加，而潘素一生的命运，自此彻底改变。 1936年，二人正式结为夫妻。从此以后，潘素再非“风尘女子”之名，而成了雅士之家中的主母。 她极好学，自觉欠缺的笔墨功夫便向张伯驹请益，又拜名师习画。 张伯驹收藏古画如《游春图》《中秋帖》等国宝，潘素日日与名迹相处，眼界大开，画技愈发精进。她爱画兰梅，以清逸、宁寂著称，画中亦投射其坚韧的性情。 抗战爆发后，张伯驹为了保护文物，不惜倾家荡产，甚至卖掉豪宅、珠宝以赎回国宝。那段日子，夫妻二人相依为命，常以粗茶淡饭度日。 许多人劝潘素：“你出身艰难，如今生活清苦，不如劝张先生少管闲事。”但潘素总是淡淡一笑：“文物是国之根脉，他做的是正事，我愿与之同苦。” 她用最朴素的方式支持丈夫——写画卖画、绣花换钱、操持家务，甚至将自己喜爱的首饰典当。张伯驹曾说：“我能做成这些事，全因素素在侧。” 1940年代后期，二人生活渐趋稳定。潘素的绘画逐渐在画坛崭露头角，被誉为“闺秀中之英逸者”。她笔下兰花清骨，梅枝疏影，皆寓其品性。 她亦写诗，多是抒怀与纪事，文字清丽，不事雕饰。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将自己收藏的国宝陆续捐献国家，成为文化史上的佳话。潘素对此十分自豪，她常说：“伯驹所爱，不是私产，是天下之宝。” 晚年，潘素寓居北京，仍临池不辍。她作画时不喜旁人喧扰，小院里常只有笔墨之声与竹影摇曳。她与张伯驹感情如初，相伴数十年，从未有片刻嫌隙。 有人问她是否后悔当年冒险选择离开旧地，她只是笑：“若非那一日，我此生不会遇见懂我、爱我、成全我的人。” 1992年，潘素安静离世。她的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守住清白与才情；她遇见张伯驹，是命运赠予的光明；而她以一生的深情与坚韧，回应了那份珍贵的相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