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是大户人家正室所生，一生却过得清贫。那些小妾生的弟妹，不是当了大官，就是出了国。同样的出身，境遇却天差地别。 姥姥常说，她小时候是家里最受规矩束缚的孩子。正室母亲活得体面又憋屈，教她凡事要忍让、要端庄，不能争也不能抢，说女孩子家安稳才是福。可小妾们生的弟妹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懂得看老爷子的脸色行事，嘴甜会来事，哄得老爷子眉开眼笑，家里有啥好东西，吃的穿的，还有读书的机会，那肯定先紧着弟妹们挑。 后来母亲走得早，家里更没人替姥姥说话了。老爷子心里头偏着小妾生的娃，总觉得姥姥是“正室的孩子，该懂事”，啥好处都轮不到她。十八岁那年，有个留洋回来的先生看上姥姥，说想娶她，还答应送她去学堂念书。可小妾在老爷子跟前吹枕边风，说“女孩子家读那么多书干啥，嫁个本分人家才是正经”，硬是把这门亲事搅黄了。最后姥姥嫁给了邻村一个木匠，就是我姥爷，家里除了一把刨子、几张木凳，啥值钱玩意儿都没有。 那会儿村里人都说姥姥傻，放着大户人家的小姐不当，偏要嫁个穷木匠。姥姥听了也不恼，就坐在门槛上纳鞋底，慢悠悠地说：“安稳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争来的。”她跟着姥爷学木工活，白天帮着拉锯、打磨，晚上就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家里的衣裳、被褥，全是她一针一线做的。冬天冷，她就把旧棉袄拆了，重新絮上新棉花，姥爷穿上总说：“比城里买的还暖和。” 弟妹们后来混得一个比一个好。二舅姥爷靠着老爷子的关系进了政府部门，没几年就当上了局长，出门小轿车接送，穿的中山装笔挺；小姨姥姥更厉害，嫁了个华侨，跟着去了美国，听说住的房子带花园，光佣人就请了三个。有一年小姨姥姥回国探亲，开着小轿车到村口，看见姥姥蹲在菜园里摘豆角，裤腿上还沾着泥，撇着嘴说：“姐，你看你这日子过的，要不跟我去美国吧，保准你吃香的喝辣的。” 姥姥直起腰，拍了拍手上的土，笑着说：“不去啦，我这菜园子的菜刚浇了水，过两天就能吃；院里的鸡下了蛋，给隔壁张奶奶送两个，她孙子正长身体呢。去了美国，谁给我送新鲜的韭菜盒子呀？”小姨姥姥撇撇嘴，觉得姥姥没见过世面，坐了没十分钟就走了。 其实姥姥不是没见过世面，她小时候住的院子比小姨姥姥在美国的花园还大呢。可她总说：“日子过得舒不舒服，不在房子多大、钱多少，在心里踏实不踏实。”姥爷走得早，姥姥一个人拉扯我妈和舅舅长大，靠接些缝补的活计，还有院子里那几分菜地，硬是没让孩子饿过肚子。邻居谁家有难处，她总会把刚蒸好的馒头分一半过去，说：“都是街坊，帮衬一把是应该的。” 后来二舅姥爷在官场上栽了跟头，听说是为了往上爬，跟人争权夺利，最后被撤了职，在家天天唉声叹气。小姨姥姥在美国也不省心，听说跟华侨老公吵翻了，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次打电话给姥姥，哭着说“还是小时候好，姐你总把糖给我吃”。姥姥在电话这头叹口气，说：“那会儿让你吃，是觉得糖甜；现在日子苦，就想想当年的糖味儿，心里就甜了。” 姥姥活到九十岁才走，走的时候很安详，手里还攥着我给她编的草蚂蚱。她一辈子没穿过绫罗绸缎，没住过高楼大厦，可街坊邻居都说，姥姥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人——吃得香，睡得稳，见人就笑，心里头干净得像块透亮的玻璃。 现在我总算明白，姥姥说的“安稳才是福”，不是认命，是她把日子过明白了。那些争来抢去的，看似风光，心里头却堵得慌；反倒是姥姥这样，不争不抢，守着自己的小日子，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了甜味儿。你说，这到底谁过得更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