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1年，钱学森通过众多关系，在美国获得了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送到国防科技大学，可那时人们都对这项技术知之甚少，也很少有人敢轻易尝试，这时一位任职教师决定尝试一番。   1971年，钱学森靠着特殊渠道搞来了几页纸，也就是几张关于激光陀螺的草图和说明，但这玩意儿与其说是资料，不如说是天书——字迹潦草得像蚯蚓爬，关键参数位置画满了一排排星号，跟打哑谜似的。   当时，美国人早在1960年就把这东西捣鼓出来了，不管是潜艇潜伏还是导弹奔袭，离了这玩意儿就是瞎子，钱老把这几页“天书”往桌上一摊，大半个学界都直摇头，连光学镀膜的基础都还没夯实，精度差了十万八千里，这活儿摆明了是让小学生解微积分。   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这位于哈军工的教师接下了这块烫手山芋，但他不想做简单的复制者，美国人走的是“二频差动”的技术路子，那是建立在顶级工业制造能力上的。   看着国内当时的工业底子，他极清醒地意识到“照抄必死”，我们的工艺根本磨不出那样的镜子，于是在那个窗户缝透风的实验室里，他不仅从那一堆鬼画符似的资料里扒拉出逻辑，更是硬生生靠着翻烂1960年的《物理学报》，搞出一套从未有人走通的“四频差动”方案。   这不仅是把路走窄了，简直是把路走没了，连身边的同行都觉得这就是个死胡同，那个年代搞科研，与其说是拼智力，不如说是拼命。   为了解决镀膜精度问题，他在没有国外百万级精密设备的情况下，愣是把眼镜片摘下来当放大镜用，趴在镜片前，鼻尖都要蹭到玻璃上，靠着肉眼和手电筒去“差动检测”。   这种土法子听起来像闹着玩，可他就是用这种近乎原始的手段，死磕那个0.1纳米的膜层误差，甚至在半夜灵感来了，连媳妇缝被子的线团都被拆了做模型。   那一时期，如果你去实验室，会看到这群知识分子穿着五块钱的背心，守着一口煮挂面的锅，却在谈论着世界上最精密的光学参数。   到了1994年，当那个“土里土气”的工程样机被搬上鉴定台时，主持会议的王大珩和满屋专家陷入了久久的沉默，这台机器不仅转起来了，而且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产权的杰作，这也意味着中国成了全球第四个掌握此项技术的国家。   最讽刺的是，我们造这台“丑家伙”的成本，竟然只有美国同类设备的十分之一，那些曾经指望靠这技术卡脖子、卖高价的外国军火商，看着这数据估计想骂娘的心都有了。   在那个让无数汉子抱头痛哭的冬夜之后，这位倔老头的故事还没完，他这一辈子，似乎就是跟所谓的“体面”过不去。   当那个被称为“中国绿”的高亮度激光器哪怕在三米外都能烤焦审查专家的金丝眼镜时，研发它的主帅却常年穿着那件袖口磨得包浆的蓝羽绒服和旧军大衣，在校园里活像个看大门的。 学生们甚至背地里给他注册了个账号叫“穿棉袄的扫地僧”，对他来说，生活里缺什么都无所谓，哪怕糖尿病和哮喘缠身，只要那一束光打得准就行。   2017年的冬天，这位叫高伯龙的老人最后一次躺在病床上，那时候智能手机早就普及了，他却还拿着个只能发短信的老人机，一个字一个字地给学生敲修改意见，一条短信能敲半个小时。   直到昏迷前，他手里还死死攥着最新的陀螺设计图，嘴里念叨的是“膜层系数要调0.05”，他走的那天，天上正飞着不再依赖GPS的国产导航卫星，那一刻，精度的数值刚好跳动到了那个他追逐了一辈子的极小刻度上，这一仗，那个在火车站捡石头的老头，终究是替中国人打赢了。   参考：红网湖南革命陵园名人传④:父亲高伯龙:大国重器“点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