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后的沈醉带着女儿沈美娟去看望杜聿明，没想到的是，沈美娟一见到杜聿明就嚷嚷着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沈醉尴尬，刚要伸手去捂女儿的嘴，杜聿明却笑着说道：“哈哈……但我现在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特赦的7名国民党战犯之一，此前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度过了整整10年。10年间，他身患脊椎结核、肾结核、胃溃疡等多种重病，长期卧床，体重一度掉到80多斤。管理所为他特制石膏床，从协和医院调来当时最昂贵的链霉素，组织北京专家会诊，周恩来亲自批示治疗方案。这些医疗条件放在当时普通百姓身上都难以想象，却用在了曾经的敌方高级将领身上。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断绝了对杜家的一切经济援助。杜聿明长子杜致勇在美国因病无钱医治自杀，杜家多次求助均被拒绝。杜聿明在病床上反复对比两边的态度，逐渐开始重新思考谁真正把人命当回事。1961年，他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开始系统撰写抗日远征军回忆录，主动交代1942年野人山撤退导致数万官兵非战斗减员的责任，承认那是自己军事生涯最大的失误。 沈醉1960年获特赦，比杜聿明晚一年。他曾是军统特务头子，双手沾满血债，特赦后同样被安排到北京市政协做文史工作。两人同在北京，又都属于特赦人员，偶尔通信，关系逐渐从昔日对头变成可以坐下来喝茶的老熟人。1963年秋天，沈醉带着女儿沈美娟第一次登门探访，也就是那次拜访发生了小女孩童言无忌的一幕。 杜聿明被俘时，国民党第二兵团、十三兵团及两个绥靖区共20多万人被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粮弹两缺。解放军多次广播劝降，空投毛泽东亲笔信，杜聿明当场撕毁，坚持突围。1949年1月10日，他化装逃跑时在萧县张老庄被俘。被俘后他拒绝写悔过书，直到1959年特赦前夕才写下认识材料，这在当时战犯中属于最晚的一批。 出狱后，杜聿明主动要求写真实的历史。他撰写的《淮海战役始末》《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经过》等文章，详细记录国民党军队指挥失误、后勤崩溃、士兵抢夺空投食品互相开枪等惨状，从不回避责任。这些文章后来收入《文史资料选辑》，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重要一手材料。1964年他当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又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常委。 晚年杜聿明多次通过女婿杨振宁向台湾亲友带话，呼吁和平统一。他把统一当成最大心愿，1981年5月7日病逝前反复交代子女，要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台湾那边。沈醉晚年也常提起那次探访，说杜聿明用一句笑话，把从陈官庄到北京的路走完了。两个曾经誓死为敌的人，在新中国土地上实现了和解，这本身就是那段历史最真实的注脚。 杜聿明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而是在10年疾病、学习、对比中一点点完成的。他从拒绝写悔过书，到主动交代野人山责任，再到撰写真实历史，最后把统一当成遗言，这条路走得艰难，却走得彻底。沈醉带着女儿那次拜访提醒后人：一个人认清方向，有时真的需要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