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在滕县保卫战中与日寇血战壮烈牺牲的抗日爱国名将王铭章的二夫人叶亚华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下国民党反动军阀小老婆、大地主女儿、四川大学毕业的臭知识分子、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反动派特务五宗罪，受到了严重的批斗。 那个带着咸腥味海风吹过的1951年夏日午后，澳门街头的热浪几乎能把柏油路烤化。 在熙攘的人潮里，并没有多少人会留意到一个缩在墙角的女人，即使她曾经是风光无限的川大文学院高材生，也是叱咤战场的陆军上将的夫人。 在那一刻，叶亚华仅仅是一个被生活逼入绝境的母亲。 她手里的几枚硬币被汗水浸得温热，这是口袋里仅存的积蓄。身旁六岁的养子王道纲因为连日高烧和酷热，嘴唇干裂起皮，甚至发不出喊渴的声音。 叶亚华咬着牙在路边摊买了一碗最廉价的凉茶，看着孩子近乎贪婪地喝下那碗苦水，她终于放下了最后一丝作为“名门闺秀”的矜持，将那块写着毛笔字的木牌挂在了胸前。 木牌上墨迹略显陈旧，却字字惊心：“王铭章上将遗孀”。 这一幕在第二天迅速引爆了舆论，《华侨报》在头版的位置刊登了这个画面。照片里的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肘处虽然有着明显的补丁，但针脚密实整齐。 正是这种在穷途末路中依然保持的体面，刺痛了无数人的神经。谁能想到，此时此刻流落街头的乞讨者，十七岁时还是被人捧在手心的大地主家千金。 将她从云端拽入泥潭的，不仅仅是生活的贫困，更是那个时代沉重的身份枷锁。在此之前，叶亚华背负着“军阀小老婆”、“反动派特务”乃至“臭知识分子”等五项大罪。 为了活下去，那双曾经只会翻阅古籍的手，曾在贵阳的纺织厂里每天高强度劳作十二小时，被纺锤磨得全是血泡；为了躲避极端的羞辱和批斗，她带着孩子在1949年那个凄冷的雨冬，挤上了那艘逃离内陆的轮船。 在澳门不足十平米的逼仄小屋里，她没日没夜地做帮佣、缝补衣物，却依然凑不够孩子的一笔医药费。那块木牌，不仅是求救的信号，更是她对丈夫亡灵的一种悲壮宣告。 人们这才重新想起了那个早已模糊的名字——王铭章。时光回溯到1938年的那个春天，滕县保卫战惨烈异常。 作为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部在断壁残垣间与日军死磕了四天四夜。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抡枪托，直到他在南门楼指挥作战时被炮火击中，壮烈殉国。 那年叶亚华才二十出头，当丈夫的灵柩运回四川，她看到的只有一件左胸留有弹孔、染着暗褐色陈旧血迹的军装。 那个恐怖的血洞，成了她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成了支撑她在最艰难岁月中不肯低头的脊梁。 每当遭遇误解或羞辱，这个柔弱的女人总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死死护住丈夫的勋章，即使被推倒在地、膝盖磨破，也绝不肯在“他是英雄”这件事上退让半步。 澳门街头的“亮牌”举动，虽然出于无奈，却意外地打破了她生活的坚冰。 消息传过海峡，时任行政部门负责人的陈诚大为震惊，立刻派专人前往澳门接洽。短短一周后，这对母子便告别了那个令人窒息的街角，被安置到了台北的空军眷村。 从颠沛流离到重获安宁，叶亚华得到了一份在防务部门管理档案的文职工作，孩子也终于能坐进宽敞的教室读书。 眷村的日子虽然清贫但充满了人情味，邻居们时不时送来的饭菜，让这颗漂泊多年的心慢慢安定下来。 但在热闹的眷村里，叶亚华却活得像个隐士。除了工作，她谢绝一切不必要的社交，那段在街头“挂牌”乞讨的往事，成了她深埋心底的秘密。 唯有每年的清明节，人们会看到这个沉默的老人独自前往忠烈祠，站在王铭章那块冰冷的牌位前，久久伫立，仿佛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2005年，历史的硝烟终于散尽。87岁高龄的叶亚华在儿子的搀扶下，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四川老家。 当地政府专门新建了王铭章事迹陈列馆，当叶亚华隔着玻璃柜，看到丈夫生前留下的那封家书和那块停止走动的怀表时，老人混浊的眼泪无声滑落。 从才女到遗孀，从苦力女工到街头乞讨者，再到眷村的独居老人，她用尽一生漫长的守候，终于等到了丈夫英名重见天日的那一刻。 晚年在成都养老院的时光里，她的房间依然简朴，墙上那张王铭章年轻时英姿勃发的戎装照，是房间里最亮眼的装饰。 阳光洒进来的时候，老人总会望着照片发呆，也许在她的记忆里，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个充满书卷气的十七岁，也从未离开过那个承诺要守家卫国的刚毅背影。 主要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名将王铭章遗孀返蓉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