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杜月笙在弥留之际，将遗产分出去，孟小冬分到了2万3千美金。她低声嘀咕着：“这怎么够…”。杜家人白了她一眼：“美不死你！要不是老头子帮忙，2千你都甭想。” 往前推二十多年，孟小冬风头正劲。 天津、北京的戏园子里，她一上台唱《探母》，台下连站脚的地儿都没有，“冬皇”的名头传遍茶馆书摊。梅党看中她，安排她和梅兰芳合演，又动手凑成一门亲事。齐如山拍着胸口说，王夫人病重，将来她自然是正房。她信了，一九二七年，两人在北京悄悄成婚。 婚后的日子，却越过越憋屈。 冯公馆把她关得死死的，理由是别刺激二房福芝芳，其实是不许再登台。刺杀风波一出，骂名也落到她头上。 最扎心的一次，是一九三零年奔丧。梅家长辈去世，她回京想给婆婆磕头，刚到门口就被佣人拦住。她只好说：“我是梅家的儿媳，回来磕个头都不行？”门没开，这句“儿媳”也跟着碎了。 后来那个雨夜，她向梅兰芳提离婚，扔下一句：“我不要你的钱。”这话听着有骨气，回到北平，东四三条一大屋子人要吃饭，账本摊开又是另一回事。 戏停了几年，想重新唱红不容易，母亲埋怨，亲戚侧目。 天津记者沙大风劝她，净身出户只会让外人以为错在她，得替自己讨笔赡养费。她嘴硬，说不要，心里也明白，这口气早晚要有人替她咽回去。 出面的人，是杜月笙，那会儿她去上海义演，住在闺蜜姚玉兰家。 姚玉兰是杜月笙的第四房，看着这位妹妹从名角唱成笑话，心里替她不平，就劝她别跟法律死磕，“让老杜去说”。杜月笙接了话，很快给北平打电话，要梅兰芳拿一笔钱了结。 话说得干脆：数目在3万到5万之间自己挑，梅兰芳最后认了4万大洋。 这4万，对孟小冬来说，不只是填窟窿，更是被堵在梅宅门口时丢掉的那点脸。 冯公馆里虚耗的青春，齐如山当年的承诺，全都挤在这笔补偿里。 杜月笙的做法一点不柔和，很有上海滩的味儿。早年在水果店打工，他爱赌，挪用货款输光，按理说要被扫地出门，老板王国生没翻旧账，又把他接回来。 他从那时起就懂了一句老话：有些账不能只看银子，要看人情。后来他买报馆、养记者，捐钱修桥，给穷人送棺材衣衾，抗战时和戴笠合作救人杀汉奸，好事坏事搅在一起，底子都是那股“肯替人担事”的劲头。 孟小冬看在眼里，拜余叔岩那几年，她不怎么演出，学一出戏三百洋，还要逢年过节给师父一家送礼，佛堂里也常捐香油钱。 家里十几口人要养，母亲天天喊日子紧，她也只能咬牙顶着。 那4万很快被生活拆光，留下的，是“老杜肯替她说一句公道话”这件事。她对杜月笙的态度，从这时起不再只是感激。 抗战爆发后，上海失守，杜月笙先去香港，再到重庆，在背后指挥旧部救人、刺汉奸；她回北平，在顶银胡同抽烟、打牌、熬时间。到了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杜月笙回到上海，把她叫去同住。两人再见，已经不是当初酒席上的客气关系。 一九四七年，他六十寿辰，请她参加“杜寿义演”。 她刻意躲着梅兰芳，台上不碰面，后台不照面，连谢幕大合影都没露头。戏演完，她把大部分行头送人，只留一件早年的旧褶子，算是和舞台做了个了断。 之后她以回北平看病母为由离开上海，杜月笙给了1万美金，还答应给她买房。 一九四八年，顶银胡同那处中西合院写上了她的名字。 内战打得紧，北平、上海都不安稳。姚玉兰写信催她赶紧南下，杜月笙干脆包了飞机把她接到香港。她平时最怕坐飞机，这一次，等于是把后半辈子押给了杜家。 香港的日子其实很清苦。 坚尼地台的小屋潮湿逼仄，杜月笙气喘，离不开氧气筒，孟小冬在药罐子、烟灯和佛像之间来回转。她自己胃病、烟瘾一身，照样得半夜爬起来拍背、喂药。 有一回，杜月笙盘算着带全家去法国躲风声，叫管家算护照，她在旁边轻轻来了一句：“我跟着，是算丫头，还是算女朋友？”一句话，把十几年的暧昧戳破。 这回，杜月笙没有再拖。 出国的事先放下，婚礼先办。六十二岁的他被人搀着站在客厅，给四十二岁的孟小冬戴上钻戒，吩咐儿女们一律改口叫“妈咪”。 场面不算体面，几桌菜也是在家草草摆一摆，却总算给了她一个名分。年轻时她死活不肯给梅兰芳当妾，如今成了“五姨太”，一句怨话没说。 对她来说，排第几不重要，有没有被当众承认才紧要。 婚后不过一年，杜月笙的病就到了头。 床上，他把别人欠自己的借条一张张撕碎烧掉，说不想留给后代一堆烂账。 紧接着立遗嘱，把银行里剩下的那点钱按人头分。几房太太各1万，长子1万，女儿按出嫁与否拿几千，她那一格，是2万。她脱口而出的“这怎么够”，有对将来柴米油盐的盘算，也有对一辈子得失的叹气：当年4万，是别人还的情和脸；眼前2万，是自己今后勉强站得直的底气。 杜月笙断气那天，她守在床边给他擦脸、合眼，嘴里还是规规矩矩叫他“杜先生”。 之后她在香港教戏，又搬到台北，住在信义路一间小屋里。 晚年病得厉害，医生多次劝她住院，她摇头，说自己钱不多，也不想死在医院。选墓地时，她没提要进杜家陵园，只挑了郊外一块佛教公墓，悄悄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