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在位前期，唐帝国疆域空前辽阔，四方情报、赋税数据、军报文书通过完善的驿道系统涌向长安。这种前所未有的信息洪流，使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决策体系不堪重负。玄宗转而倚重李林甫、杨国忠等专权宰相，并非全然出于怠惰，亦有提高决策效率的现实考量。然而，权力集中导致信息筛选机制扭曲，真实的地方动态被刻意过滤。 与此同时，帝国精英的注意力被吸引至长安的文化盛宴与权力博弈，对边缘地带的幽州（安禄山根据地）出现了认知盲区。这里胡汉杂糅，形成了与中央截然不同的军事文化和社会结构。安禄山恰是利用其节度使身份，构建了一个信息黑洞——他既能为中央提供想看到的情报，又能向辖区隐藏真实意图。 当长安沉醉于开元盛世的辉煌时，帝国治理已难以及时感知边疆的质变。安史之乱非单纯的军事叛乱，更是盛唐管理系统在应对超大规模帝国复杂性时的一次崩溃，揭示了任何盛世都潜藏着认知边界与统治现实脱节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