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二三事 1993年学区领导一句“调令”，把我安排到一所半住宿制学校（设初中及小学五六年级）任教，学校距我家近30里，为了来往方便我买了一辆“嘉凌”小摩托（红公鸡）。当时周六上午上课，下午通常为教研活动，周日休班。 有一个周六是到离本校距离有10里的另一所学校搞教研活动。中午出发时我带着一个未婚女民办教师（当时30岁），完成教研活动后我直接回家了。我让另一个骑自行车的民办教师把女教师顺路送去家去。结果这女民办教师没有回家，“顺便”跟那个男教师住了一宿（他俩也不是一个村人）。 那时通讯设备落后，一个村就村委会有一部电话，女教师父母一见天很晚了还没回家就四处找人，最后把电话打到了我村（问我要人），我（在电话里）向其父母说明了情况，不过也没找到。第二天女老民代教师又走回去了。 周一上课后，其父母又找到学校理论，说校长不负责任，安排不妥等。当然这不能怪我（其父母也没有针对我）。情急之下校长跟其父母吵了一架，以后校长找个理由把那个女教师辞退了。 日后我经常反思：如果我当时不带那女教师去搞教研活动（她怎么去也不关我的事），或许出不了那乱弹琴之事，或许那女教师不会被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