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奶奶是“富农分子”。有一回生产队开会，队长扯着嗓子喊出我奶奶的名字：“你割稻把稻杆留那么高，这是在搞破坏！”还声色俱厉地要求她站起来请罪。 那年我刚满六岁，跟着奶奶住在村东头的老瓦房里。记不清是初秋的哪个傍晚，生产队的晒谷场挤满了人，煤油灯的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映着一张张严肃的脸。我攥着奶奶的衣角，躲在她身后，看着队长叉着腰站在土台上，唾沫星子随着吼声溅出来。奶奶原本弯着的腰，在听到命令后缓缓直起，她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衫，花白的头发在夜色里显得格外刺眼，却没有丝毫慌乱，只是平静地站着，轻声说：“队长，不是故意的，我眼神不好，怕割到稻穗，才留得高了些。” 队长听完就冷笑一声，脚在土台上跺了跺：“眼神不好？上回割麦子你咋割那么利索？我看你就是故意给集体使绊子！富农分子的心思就是歪！”他嗓门越来越大，震得煤油灯芯都晃了晃。我当时吓得手都凉了，死死拽着奶奶的衣角，感觉她的胳膊在轻轻抖，不是怕，是气的。 旁边站着的二婶子突然尖声接话：“就是！我今早从稻田地过，就看见她割的那片，稻杆比别人高半截，风一吹晃晃悠悠的，可不是等着偷懒嘛！”她这话一出，好几个人都跟着点头，可我看见三大爷偷偷往旁边挪了挪，脸涨得通红，像是有话想说又不敢。 奶奶没看他们，眼睛望着远处黑黢黢的稻田，声音还是平的：“二婶子要是不信，明早你跟我去地里看看。我左手使镰刀，右手得扶着稻穗，怕稻粒掉地里——你知道我左手早年被机器轧过，使不上劲，只能慢慢割。留高点，是怕镰刀碰到没割的稻穗，不是故意的。” 我这才想起，奶奶左手的小指是弯的，一直伸不直，听说是生我爸那年，在镇上粮站帮工，机器出故障轧的。那时候我还小，总爱摸她那个弯指头，问她疼不疼，她总说“早不疼了，就是使不上劲”。 队长大概没料到奶奶会说这个，愣了一下，又梗着脖子：“少拿旧伤说事儿！明早五点，你去把那片稻杆重新割一遍，要是再留那么高，就罚你三天不准领公分！”说完一挥手，“散会！” 人群呼啦啦散开，煤油灯被人吹灭了好几盏，晒谷场一下子暗下来。三大爷趁机凑过来，压低声音说：“他婶子，别往心里去，队长就是这脾气，明早我陪你去割，我那片割完了，帮你搭把手。”奶奶摇摇头，拍了拍他胳膊：“不用，我自己来就行，别连累你。” 回家的路上，奶奶牵着我的手，她手心全是汗，却比我的手暖和。我小声问：“奶奶，队长为啥总说你是富农分子啊？咱们家不是就一间瓦房，连头牛都没有吗？”奶奶笑了笑，声音软软的：“傻娃，那是以前的事儿了，早过去了。以后你就知道，人只要没做亏心事，别人说啥都不用怕。” 走到院门口，她从灶膛里摸出个烤红薯，烫得直换手，剥开焦皮递给我：“快吃，甜着呢。明天你别起太早，奶奶割完稻杆回来给你煮鸡蛋。”我咬着红薯，看见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眼角的皱纹里，好像藏着好多星星，亮闪闪的，一点都不吓人。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晚上奶奶根本没睡，天不亮就去了稻田。等我早上醒了，她已经回来了，左手缠着布条，上面渗着点血，却笑着举着一把割得整整齐齐的稻杆给我看：“你看，这不就齐了？队长早上来看了，啥也没说就走了。” 那把稻杆黄澄澄的，稻穗沉甸甸的，一点没掉粒。我摸着奶奶缠着布条的手，突然觉得，我奶奶一点都不是搞破坏的人，她是天底下最好的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