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还会出现汪曾祺这样的作家吗？很难想象。”学者郜元宝在《汪曾祺论》中如是慨叹。汪曾祺的戏剧创作，正是这种难以复制性的生动体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版图中，汪曾祺始终是一个难以被简单归类却又无法忽视的存在。他以小说家的身份进入文学史，以散文家的声名传扬于世，其戏剧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他的戏剧创作深植于传统戏曲的丰厚资源，并汲取了西方文学的艺术滋养，融汇了民间文化的鲜活血液，卓然而立，独具特色。

汪曾祺的戏剧创作建立在一种开放、包容的艺术资源体系之上，戏剧作品融合了传统戏曲、西方文学与民间文化三大元素。他以传统戏曲为根基，提炼出“写意性”的时空处理原则，将戏曲的虚拟化与象征性转化为现代戏剧的诗性结构。同时，他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意识流手法，赋予传统叙事以现代精神分析的深度；对民间文化的深度开掘，则使他的剧作获得了文化人类学的田野维度，将俚俗民谚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存哲学。汪曾祺对传统戏曲的现代激活，本质上是美学基因的萃取与重构。他剥离了某些因时代变迁而僵化的道德训诫与程式外壳。《范进中举》中，古典小说的讽刺外壳被打破，科举制度对人性的异化成为核心主题，范进的癫狂笑声穿透历史时空，揭露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局与生存荒诞。此外，他超越了形式层面的继承，直指戏曲美学的精神内核，将“虚实相生”的美学原则转化为戏剧结构的组织逻辑，通过提炼戏曲时空处理的弹性机制，拓展了历史纵深与社会广度的表达。汪曾祺对戏曲行当体制的创造性转化，使人物塑造突破了个性化写实的局限，获得了类型化与典型性相统一的美学品格。汪曾祺在创作中对戏曲遗产的深度消化，既保持了传统美学的精神同构，又具备现代戏剧的叙事张力。他通过“化西为中”的文化主体意识，将西方文学资源转化为内在传统，使西方文学的有效性不在于概念模仿，而在于文化过滤与精神对话。《擂鼓战金山》中，意识流手法不着痕迹地潜入人物的心理暗流，赋予传统巾帼英雄叙事以现代心理现实的深度与复杂性。民间文化的熏陶则赋予其剧作以本体论意义，他将高邮水乡的市井智慧、西南联大的文化熏染、北京胡同的烟火气息，转化为戏剧创作中质朴的生命力与伦理温情，使市井智慧升华为戏剧本体的建构力量。《沙家浜》中阿庆嫂“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江湖口，鲜活泼辣的语言外壳下，包裹着民间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圆融智慧与生存韧性；《一匹布》中市井小民的嬉笑怒骂与婚恋纠葛，上升为对人性欲望、社会规约与个体自由的朴素哲思。可以说，汪曾祺戏剧创作中的交融互动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精英与民间之间实现了动态的意义生产。

汪曾祺的戏剧创作生涯与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戏剧生态变迁形成深刻的互文关系，创作轨迹与自觉转型折射出他的文化坚守与艺术突围。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衰年变法”的勇气重返文坛。他避开“伤痕文学”的控诉与“改革叙事”的功利，在《宗泽交印》等剧中，将历史人物的命运沉浮升华为存在主义叩问。这种转向源于明清文人平淡叙事传统的滋养，也得益于现代主义技法的内化，是其“抒情传统”在戏剧维度的延续与深化。此时，汪曾祺的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更具实验性与主体性的阶段，成为其整体艺术理想的集中呈现。他以独特的“两栖作家”身份——在小说与戏剧两个领域自由穿行、互为滋养——开辟出一条极具个人特色的革新之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擂鼓战金山》对巾帼英雄梁红玉主体性的深度重构，超越了对勇武的单一歌颂，深入挖掘其作为女性、统帅、妻子在战争与家庭双重压力下的内心冲突与精神成长；《裘盛戎》以一代京剧大师的命运沉浮为轴心，折射出艺术家在时代政治风云变幻中的艺术坚守、精神苦闷与人性光辉，成为一曲献给艺术灵魂的悲怆挽歌；《一捧雪》则对封建伦理核心“忠义”观念进行了犀利的祛魅与批判，通过莫成代主受戮的悲剧，揭示其对人性的扭曲与对个体价值的无情吞噬。这些创作的核心驱动力，是对“文学性”价值的坚定捍卫与对戏剧本体的价值重构。汪曾祺认为，戏剧的灵魂在于其作为语言艺术的思想深度、情感浓度与人性勘探的力度。他通过“重新发现人”，将戏剧的焦点从外部事件、技术炫技等，拉回到对复杂、真实、具体的“人”的深度凝视，有力地恢复了戏剧作为独立审美本体的价值。他以文人的敏锐笔触抒写历史故事，用小说般细腻的心理描摹和散文般流动的抒情笔调解构传统的戏曲程式，重建戏剧作为语言艺术和思想载体的地位。面对京剧乃至整个传统戏曲在20世纪后期遭遇的生存危机，汪曾祺的思考超越了技艺传承、观众流失等表层焦虑，直指问题的核心本质。他洞察到京剧衰落的症结在于：当文学性（思想深度、人性刻画、语言魅力）沦为表演技艺（唱腔、身段、武打）的附庸，戏剧便丧失了根本的精神内核与打动心灵的力量；当对现代性的探索流于表面形式的花样翻新或对西方戏剧模式的简单模仿，而非触及现代人精神困境与生存体验的深度表达，戏曲便难以与当代观众建立真正的精神连接。他在《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等理论文章中指出：“凡是一种文学形式衰退了的时候，挽救它的只有两种东西，一是民间的东西，一是外来的东西。”这种双重文化策略旨在重构中国戏剧的现代品格：一方面，“向民间学习”，即深入草根，重新激活民间美学中那股原始、粗粝、充满生命活力的能量，重拾戏曲与土地、民俗、日常生活、普通百姓情感与精神世界的深层联结，从中汲取生生不息的创造源泉；另一方面，“向外来借镜”，即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行跨文化对话。如将布莱希特的叙事体戏剧与间离理论转化为增强戏剧思辨性与理性反思能力的手段，将存在主义对生存困境的哲思融入对历史人物与现代人精神状态的刻画，借鉴现代心理学的成果深化对角色内心世界的开掘。这一“守正创新”的路径，为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而贯穿这一转型历程的是汪曾祺作为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与实践理性。

汪曾祺的戏剧艺术观念以“文学性”“现代性”“民间性”三者的深度交融与辩证统一为核心，影响了他戏剧创作的理论与实践。在现代剧场日益追求视觉奇观、感官刺激与导演中心制的潮流中，他表现出一种近乎“逆流而上”的清醒与勇气。他选择以退为进，通过有意识地消解部分过度依赖外部动作与舞台技术的“剧场性”，来凸显和强化戏剧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本质。文学性是汪曾祺戏剧创作的根基，他强调文学性在戏剧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决定一个剧种的兴衰的，首先是它的文学性，而不是唱做念打”。通过强调文学性，他试图纠正传统戏曲中文学性不足的问题，提升戏剧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深度。然而，这种对文学性的过度强调，也导致了戏剧叙事性与舞台表演性的削弱，成为其戏剧创作中的一大争议点。现代性体现在汪曾祺对传统戏剧的革新与现代精神的融合上。他主张将现代思想与传统戏曲结合，强调戏剧应反映现代社会问题，关注个体精神困境与存在困境，如《擂鼓战金山》中的梁红玉、《王昭君》中的王昭君等人物，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张力。同时，通过人物塑造与心理描写，汪曾祺将现代性困境融入戏剧，使传统戏曲形式获得新的表现力与思想深度。民间性是汪曾祺戏剧创作中极具策略性的文化选择。他通过挖掘民间语言、民俗文化与民间智慧，赋予戏剧以生活气息与文化活力。他将民间元素融入戏剧创作，如《沙家浜》中的市井语言与民间智慧，使戏剧更具生活质感与人文关怀。这种对民间性的开掘，丰富了戏剧的表现形式，增强了戏剧与普通民众的情感连接。“文学性”“现代性”“民间性”三者在汪曾祺的戏剧观念中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有机整体。文学性为现代性提供了表达的深度与形式，民间性为文学性注入了生活气息与文化活力，而现代性则为文学性与民间性的结合提供了思想引擎与时代坐标。这种三者的辩证统一，使汪曾祺的戏剧创作能够在20世纪中国文艺复杂的叙事中，开辟出一片既深植于民族传统沃土，又勇敢面向现代精神星空；既充满人间烟火气息，又闪耀着人性尊严光辉的独特美学疆域。他的剧作因而成为我们理解传统如何创造性转化、现代性如何本土化生成、民间活力如何升华为艺术经典的范本。

“戏剧汪曾祺”的艺术世界，在传统与现代、雅与俗、政治与审美、集体叙事与个人表达之间，开辟出了一片生机盎然、魅力独具的艺术飞地。这片飞地上生长出的，是融古典意蕴、现代意识与民间活力于一体的美学之花，是“外俗内雅”“似旧实新”的汪氏风格，是“抒情的人道主义”在戏剧创作中的张扬。从文本层面来看，汪曾祺是一个“自圆其说”的作家，他一手文本，一手理论，一边创作，一边阐释。故而，对汪曾祺戏剧创作的研究，除了对其戏剧文本的考察、分析、研究之外，也是对其涉及戏剧创作的谈艺之文的再读解析和深入探讨。李敬泽先生谈道：“汪曾祺不光是‘五四’之后现代文学传统和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的重要的在场者、参与者，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传统的重要的在场者、参与者，甚至是引领者，从这个层面来说，他与我们的现代文学传统、社会主义文学传统、民间文学传统以及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潮流之间还存在着诸多复杂的关系，而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梳理、探索和研究。”故而，研究“戏剧汪曾祺”，其意义远不止于对一个作家戏剧成就的个案还原与盖棺论定。对于汪曾祺整体研究而言，它迫使我们摒弃“小说家汪曾祺”这一单一、片面的刻板定位，还原其作为“两栖创作者”（甚至多栖：小说、散文、戏剧、书画）的完整文学形象。只有深入理解汪曾祺的戏剧创作，才能把握他在文学谱系中小说、散文、戏剧之间深刻的精神互文性、美学统一性与内在的创造性张力。戏剧是他文学观念在三维空间中的立体实践，是其“抒情的人道主义”在剧场维度更为综合、更具公共性的表达，也是他调和雅俗、沟通庙堂与江湖的理想载体。忽略“戏剧汪曾祺”，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有欠缺的文学灵魂。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博士）

栏目主编：陆梅文字编辑：傅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