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湾一名女地下党在宿舍被捕，临走前祈求，让她拿件衣服，敌人轻蔑的答应，随后，她在阳台取下一件旗袍，谁料她这个举动，让敌人追悔莫及......   1982 年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风裹着寒意，萧明柱捧着妹妹的遗骨跪在地。   墓碑背面 “归来兮” 三字被磨得发亮，旁边那件复刻旗袍，布料上还留着仿旧的褶皱。   这是 1950 年台北清晨，萧明华用生命传递最后信号的那件旗袍，此刻终于陪她回家。   28 岁牺牲到遗骨归乡，32 年的等待里，她潜伏台湾的故事，藏着太多未说的惊险。   1949 年台北深夜，萧明华宿舍的灯亮到后半夜，窗纸上映着她伏案的身影。   高度近视的她凑在烛火前，手里细狼毫蘸着特殊墨水，在薄棉纸上写比米粒还小的字。   纸上是国防部三厅的兵力部署，每个数字都要反复核对，错一个就可能害了战友。   桌角放着刚写完的散文稿，“校园的桂花开了” 里藏着情报交接的时间，没人能识破。   这是她潜伏的日常：白天是温文尔雅的国语老师，夜里是在刀尖上走的情报员。   更早之前，1948 年上海码头，她攥着那件素色旗袍登上去台湾的船。   上级朱芳春在码头叮嘱：“教师身份是最好的掩护，别让人看出你的不一样。”   她点点头，把入党时的誓言在心里默念一遍，那时还不知道会再也回不来。   抵台后她去台湾师范学院报到，第一堂课讲《正气歌》，学生说 “老师眼里有光”。   没人知道，这束光是信仰 —— 她要在敌人眼皮底下，为大陆传回最关键的情报。   为了安全传递消息，她和朱芳春（化名于非）设计了晾衣杆暗号。   晾着衣服代表 “安全，可交接”，空杆就是 “危险，快撤离”，这主意是她想的。   有次内线要送《台湾兵要地志图》，她让成员扮成军官，趁深夜带出拍照。   凌晨三点，照片送回时她还在等，仔细检查每张底片，确认清晰才松口气。   后来这张图传到大陆，成了解放台湾相关部署的重要参考，没人忘她的功劳。   1949 年底的台湾，空气里都是紧张的味道，特务开始大搜捕。   “台工组” 的李姐被捕那天，萧明华正在上课，收到暗号后她没慌，继续讲课。   下课铃响，她像往常一样和学生道别，回到宿舍就烧毁所有情报底稿。   2 月 4 日，特务上门找于非，她笑着倒茶，悄悄用手势让于非从后门走。   于非临走前，她塞给他一张纸条：“记好晾衣杆，没有我亲笔信别回来。”   1950 年 2 月 6 日清晨，宿舍门被踹开时，她正在整理第二天的教案。   特务的枪口对着她，她扶了扶眼镜：“天凉，让我拿件衣服吧。”   走向阳台时，她的手在颤抖，却还是稳稳取下旗袍 —— 空杆晃在风里，是给战友的信号。   被押上车前，她回头看了眼宿舍，那里还有没来得及送出的最后一份情报。   她知道这一去可能再也回不来，却没说一句求饶的话，眼神里全是坚定。   被捕后的日子里，酷刑成了常态，电椅、老虎凳都没能让她开口。   五天五夜没合眼，她双臂被打断，却还能笑着对狱警说：“信仰比命金贵。”   她在狱中写 “狱中纪事”，用白居易的 “离离原上草” 表达不屈，字里行间都是骨气。   后来托人买鱼肝油，她用嘉兴方言说 “要多带点，给于非也留份”，其实是让他快撤离。   即便身陷绝境，她想的还是战友的安全，从没想过自己能不能活下去。   1950 年 11 月 8 日，台北马场町刑场，她被押向沙丘。   行刑前，她挣脱宪兵的手，奔到高处高呼革命口号，声音传得很远。   28 岁的她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一小块布 —— 是旗袍上掉下来的碎片。   多年后，她的照片被误传成女作家谢冰莹，很多人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直到萧明柱辗转找到她的遗骨，这段往事才被更多人知晓，她的名字不再被遗忘。   如今，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前，常有学生来献花，留下手写的卡片。   那件复刻旗袍被放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旁边是她当年用的狼毫笔，供人参观。   她的故事被写进红色教育读本，老师会讲 “旗袍里的信仰”，让孩子记住她的名字。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智慧和生命守护信仰，这就是萧明华的伟大。   她的精神从来没消失，像一盏灯，照亮后来人铭记历史、不忘先烈的路。     信息来源：共产党员网《红色情报员萧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