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后代，基本都润出去了，成了富商、巨贾。左宗棠的后代，一个没走，全在国内，成了医生、学者、技术员。这事儿琢磨起来，真带劲。 李鸿章这辈子搞洋务、办企业，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这些肥差攥在手里，家里的银子早就堆成了山。 他自己也清楚晚清的摊子撑不了多久，早早就给子孙铺了“退路”——送儿子去欧洲留学，跟洋商、外国使节结下交情，连家族产业都悄悄往海外挪了些。 等到他一死，子孙们握着泼天的富贵，又有现成的海外关系，乱世里自然有底气“润”出去。 比如他的孙子李国杰，早年就靠着家里的关系在英国打理生意，后来干脆定居海外；曾孙辈里的李家昶、李家景，更是拿着继承的资本在香港、新加坡开厂办公司，成了当地有名的巨贾。 对这些后代来说，银子是底气，海外的路子是退路，既然有更好的选择，自然不会困在动荡的国内。 而左宗棠恰恰相反，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封疆大吏，每年养廉金就有两三万两，可大部分都散给了灾民、捐给了书院和军饷，自己穿的衣服补了又补，连办公都要戴个布套袖保护衣袖，后来这“宫保袖”还成了他俭朴的标志。 他去世前早立好了遗嘱，把仅有的两万两银子分给四个儿子，每人不过五千两，连置办点田产都紧巴巴的。 家里没留钱，却堆满了他收藏的典籍，更刻在子孙心里的是那句家训——他从不逼着儿子考科举做官，反而说“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反复叮嘱读书是为了明白事理、报效国家，不是为了求功名。 这种家风像根绳子，把左宗棠的后代牢牢拴在了国内。他的曾孙左景伊没靠家里一分钱，凭着苦读成了著名的化学家，一辈子研究腐蚀科学，为国家的工业发展出力；另一位曾孙左景鉴则成了外科名医，在上海的医院里救死扶伤几十年。 这些后代没人想着靠祖上的名声谋官发财，更没想着跑路，因为左宗棠没留钱给他们“润”的资本，却用家训给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靠真才实学做事，为国家尽一份力。 他们家里或许没有金山银山，却把满屋的书读成了报国的本事，这正是左宗棠当年想看到的“明理报国”。 说到底，李鸿章留的是“路”，用富贵和海外关系给子孙铺了条务实的逃生道；左宗棠留的是“根”，用书籍和家训给子孙扎了颗报国的心。 所以李鸿章的后代拿着银子走了，成了海外的富商；左宗棠的后代捧着书本留了下来，成了国内的学者、医生。 这两种选择，早就被俩位老臣当年留下的东西定了调，琢磨起来确实耐人寻味——财富留的是选择，而精神留的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