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是不是我们对日本的认知出现了偏差，他们好像压根就不怕。 1947年生效的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放弃战争、不保有战力、否认交战权，这部被誉为"和平宪法"的文件，是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一环，也是日本对战争深刻反思的制度性体现。 在此框架下，日本建立了专守防卫的自卫队，恪守"无核三原则"，奉行"重经济、轻军备"的吉田路线。 这一时期，日本将"和平国家"作为立国之本，其表现出的"克制"确实显而易见，既是对战争教训的深刻铭记，也是对重返国际社会的现实考量。 然而，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幻从未停歇，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崛起、朝核问题深化，日本的安全认知开始发生转变。 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次次"宪法解释"的变更，逐步拓展着行动空间。 2014年，安倍内阁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打破了"专守防卫"的严格限定，2022年底，日本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写入发展"反击能力"，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防务预算提升至GDP的2%。 这些政策调整，标志着日本安保理念的根本性转变。 推动这些变革的，是日本对安全环境的重新评估：中国军力的快速发展、朝鲜核导技术的持续推进、以及对美国安全保障可靠性的担忧，共同构成了其战略调整的动因。 当中方关注日本背离和平主义初心的风险时，日方则更聚焦于地区力量失衡带来的不安，这种认知的错位，正是当前两国关系困境的深层原因。 日本的所谓"无畏"，实质上是一种在复杂安全环境下的战略选择，通过强化自主防卫能力，弥补对美依赖的不确定性，通过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寻求更大的战略空间。 这种转变，既源于其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剧变的产物。 然而，这条道路充满挑战：过度强调军事手段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引发军备竞赛，甚至使日本陷入更复杂的安全困境。 如何在确保安全与维护地区稳定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日本必须面对的课题。 要打破当前的僵局，需要双方展现更大的智慧和勇气，历史问题永远是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容模糊，但面向未来，更需要建立基于现实的安全共识。 当务之急是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意外事件升级为冲突，同时，应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寻找合作契机，培育互信基础。 更重要的是，双方都需要认识到，在这个相互依存的时代，零和博弈没有赢家。 日本的和平宪法仍在，但其内涵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中日关系的未来，不取决于一方是否让另一方"畏惧"，而在于能否共同探索出一条超越对立、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这条路或许充满挑战，但对于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而言，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观察当前的中日关系，我们需要超越表象，深入思考其结构性矛盾与发展机遇，日本的战略调整，本质上是在国际格局变革中的适应性行为。 这种调整既受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也反映了其寻求战略自主的内在需求。 对中国而言，关键在于保持战略定力。我们既要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也要理解邻国的安全关切。 历史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容动摇，但更要着眼于构建面向未来的地区秩序，单纯的威慑或示好都难以奏效，需要更加精准、多元的策略。 值得关注的是，中日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两国关系提供了稳定锚，即使在政治关系紧张时期，经贸合作仍在持续发展。 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可以成为缓和政治对错的缓冲带，我们应当善用这一优势，通过深化务实合作，为政治关系的改善积累条件。 同时，我们需要创新安全对话机制，传统的安全观念已难以应对新兴挑战，网络、太空、公共卫生等新领域的安全合作，或能成为突破信任困境的新路径。 在这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开展合作，风险较小而收益明显，有助于培育互信。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中日关系的复杂性有充分认知。两国关系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既有历史恩怨，也有现实利益，既有战略竞争，也有合作需求。 这种复杂性要求我们既要坚持原则，又要保持灵活；既要维护利益，又要展现智慧。 构建新型中日关系，需要一代人的持续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情绪化的判断，坚持基于现实的理性分析，需要超越简单的对抗思维，寻求合作共赢的创新方案，需要既维护自身利益，也尊重对方的合理关切。 唯有如此，才能开创东亚地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