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抓获一名 “特务”，审讯中他拒不认罪，反而语出惊人：“我不是坏人，毛岸英、毛岸青都是我抚养大的！” 这话让审讯员当场愣住。 那年深秋，上海提篮桥监狱审讯室。中年男子被指控为特务。面对讯问，他始终沉默。 审讯人员拍案喝问，要他交代反革命罪行。男子缓缓抬头，目光坚定：“我不是坏人，我抚养过毛主席的两个孩子！” 两名审讯员瞬间愣住，钢笔从指间滑落。这人叫董健吾，因潘汉年案牵连被捕。 档案显示，他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与宋子文同窗，还做过古玩生意。身份复杂，侦查人员认定他是潜伏特务。 审讯员回过神：“你胡说！这种弥天大谎也敢编？” 董健吾轻轻摇头，语气平静却坚定：“我说的是毛岸英、毛岸青。这件事知晓者不足五人，当年毛主席或许都不知情。” 时间回到 1930 年 11 月。杨开慧在长沙英勇就义。毛主席远在中央苏区，无法顾及子女。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中共中央特科紧急启动转移计划，将三兄弟秘密送往上海。 负责接应抚养的，是时任中央特科成员的董健吾。他有双重身份，公开是牧师，暗地里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做地下工作。 他开办的 “大同幼稚园”，表面收养孤儿，实则是保护领导人子女和烈士遗孤的秘密据点，先后收养过彭湃、恽代英等先烈的子女。 1931 年初，考验接踵而至。四岁的毛岸龙突发痢疾。上海地下党经费紧张，医疗条件简陋。 董健吾四处求医无果，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怀中停止呼吸。悲伤未平，更大的危机来了。 同年 4 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掌握上海地下党全部机密，整个组织陷入灭顶之灾。 董健吾清楚，顾顺章知晓大同幼稚园详情。毛岸英兄弟身份一旦暴露，必遭国民党特务毒手。 “必须立刻转移！” 董健吾当机立断。连夜带着毛岸英、毛岸青逃离幼稚园，躲进岳母在上海法租界的里弄。 小屋不足十平米，挤着岳母一家五口和他们三人，晚上只能铺地铺睡觉。 为不引人注意，董健吾白天带两个孩子在街头游荡，教他们说上海话掩饰口音。晚上，才敢悄悄返回住处。 岳母家离巡捕房仅百米，巡捕脚步声常在巷口响起。毛岸英兄弟的警惕神情、身上补丁，都可能暴露身份。 三个月后，董健吾知道长期流浪不是办法。他向上级紧急汇报，请求另寻安全据点。 组织慎重考虑后，决定将孩子托付给董健吾的妻子、地下党员黄慧光照料。起初日子安稳，党组织每月发放三十元生活费。 黄慧光把两个孩子与自己的四个子女同等对待。毛岸英兄弟渐渐适应，懂事地帮忙做家务。 好景不长，1933 年，叛徒出卖导致上海地下党组织严重破坏。黄慧光与上级失去联系，生活费也断了。 六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压得黄慧光喘不过气。有时，她只能典当衣物换口粮。 毛岸英看在眼里，悄悄对弟弟说：“我们不能再给黄妈妈添麻烦了。” 一个清晨，兄弟俩留下字条，带着几块干粮偷偷跑出家门。从此流落上海街头，捡破烂、擦皮鞋、在码头搬运货物。 晚上，兄弟俩睡在桥洞下，常常忍饥挨饿。黄慧光发现孩子失踪，急得彻夜难眠，第一时间告知董健吾。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董健吾放下地下工作，发动所有能联系到的同志，在上海大街小巷寻找。 整整三年，他一边躲避特务追捕，一边打探孩子消息。古玩店生意既是掩护身份的幌子，也是寻找孩子的经费来源。 1936 年春，终于有同志传来消息：上海外滩一处码头，发现两个酷似毛岸英兄弟的流浪儿。 董健吾火速赶去，看到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两个孩子，这位硬汉红了眼眶，紧紧搂住他们：“孩子，叔叔来晚了。” 此时，红军已完成长征抵达陕北。董健吾设法联系上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想把孩子送到毛主席身边。 林伯渠传回消息：陕北局势不稳，国民党军队仍在封锁，孩子贸然前往风险极大。 两人商议后，决定送孩子去苏联留学。这样既能保证安全，也能让他们接受良好教育。 董健吾通过老同学宋子文的关系，联系上张学良。在这位爱国将领帮助下，办妥了所有手续。 1936 年夏，董健吾亲自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上海码头。看着轮船驶离，这段历时六年的守护使命，画上圆满句号。 审讯室里，董健吾的叙述平静详实。从大同幼稚园创办到送孩子出国，每个细节都清晰可查。 为证实所言非虚，他提供了关键线索：当年为毛岸龙治病的医生姓名，以及黄慧光保存的孩子衣物。 审讯人员立刻展开调查，查阅党史档案，寻访知情人士。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董健吾不仅是中央特科优秀党员，更是保护毛氏兄弟的功臣。他还曾完成重要秘密任务，安排斯诺、马海德前往延安，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步接触。 原来，潘汉年案爆发后，与潘汉年单线联系的董健吾失去组织联系。他党性极强，不愿给政府添麻烦，一直隐居，直到因案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