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4日，日本特务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吴佩孚的牙病。眼见这一群豺狼来者不善，家属欲阻拦，齐燮元横在门前说，“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 吴佩孚在北平的日子，表面上看着挺悠闲。自打仗打输了，手里没了兵权，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孚威上将军”就关起门来，那是真把自己当成了闲云野鹤。 可这只是给外人看的。在这个乱世里，谁还没点东山再起的心思？吴佩孚心里那团火其实一直没灭，他在等，等一个能让他体体面面出山，既能收拾旧河山，又不用背骂名的机会。 但日本人不这么想。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在华北扶植了一堆傀儡，可这些人在老百姓眼里那就是跳梁小丑，没威望。日本人急需一块“金字招牌”来镇场子，挑来挑去，就看中了吴佩孚。 于是乎，吴公馆的门槛都快被踏破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川本大作这些人，那是轮番上阵，软硬兼施。就连吴佩孚以前的老部下齐燮元，这时候也换了一副嘴脸，天天跑来当说客，劝老长官“识时务”。 吴佩孚这人有个特点，吃软不吃硬，而且骨子里有股傲气。他虽然想复出，但底线咬得很死：让我出山可以，日军必须撤出中国，所有事情我说了算。 这条件日本人能答应吗？肯定不能。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拉锯战。日本人从最开始的礼贤下士，慢慢没了耐心，露出了獠牙。他们甚至玩过阴招，伪造吴佩孚的通电，说他同意“中日议和”，结果被吴佩孚当着中外记者的面直接打脸辟谣，搞得日本人灰头土脸，恨得牙痒痒。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1939年11月的一天，吴佩孚吃饺子。多平常个事儿啊，可偏偏饺子馅里混进了一块碎骨头。这一口下去，直接扎伤了牙龈。吴佩孚当时正因为日本人的纠缠一肚子火，这一疼，更是火上浇油。 原本也就是个牙龈发炎，放在今天吃点消炎药也就好了。可那是1939年，这一颗小小的牙齿，竟成了日本人下手的突破口。 起初，吴佩孚找了个日本牙医，叫伊藤。这人以前给吴佩孚镶过牙，手艺还行。可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受了指使，或者是单纯的医疗事故，他在没消毒的情况下给吴佩孚拔了牙。这一拔不要紧，病菌直接入体，吴佩孚的半边脸肿得像馒头，喉咙也肿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家里人一看不好，赶紧请中医，又请了曹锟的私人医生。这医生一顿乱治，搞得吴佩孚忽冷忽热，差点就过去了。好在吴大帅底子厚，居然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又挺了过来，甚至还能喝粥了，精神头也好了不少。 这下子，一直盯着吴公馆动静的川本大作坐不住了。 吴佩孚如果病好了，继续跟日本人死磕，那日本人的面子往哪搁？1939年12月4日，一个阴沉的下午，川本大作带着大汉奸齐燮元，还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军医处长石田，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吴公馆。 吴佩孚的夫人张氏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来者不善，吴佩孚自己更是坚决，他躺在床上，用仅剩的力气抗拒，坚决不让日本人碰他。 家属们堵在楼梯口，死活不让这群人上楼。这时候，那个曾经在吴佩孚面前唯唯诺诺的齐燮元，终于撕下了伪装。他横在门前，板着脸，对着昔日恩师的家眷冷冰冰地甩出了一句话： “大帅是国家的人，一切由国家主持安排，家属无权过问！” 在齐燮元和川本大作的强力镇压下，日本军医石田提着手术箱，面无表情地走到了吴佩孚的床前。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简直就是谋杀。 石田根本没有做任何术前检查，甚至一开始连麻药都不想打。在吴佩孚家属，特别是五姑爷张瑞丰的强烈质问下，他们才假惺惺地打了一针麻醉剂。 然后，石田拿出了那把狭长的手术刀。 按理说，治疗牙病，刀口应该是在口腔内部，在牙龈位置。但当时在场的张瑞丰看得真真切切，石田手里的刀，并没有去划那个肿胀的牙龈，而是刀锋一转，对着吴佩孚的喉咙深处，狠狠地刺了下去。 只听见一声闷哼，那是吴佩孚留在人世间最后的声音。吴佩孚双眼圆睁，死死地盯着天花板，几秒钟后，气绝身亡。 这一年，他66岁。 日本人对外宣称，吴佩孚是死于“牙疾引发的败血症”。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因为吴佩孚活着又不肯合作，对日本人在华北的统治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必须让他消失。 齐燮元那句“大帅是国家的人”，如今听来充满了讽刺。吴佩孚确实想做“国家的人”，他想做的是那个独立自主的中国的人，而不是日本人控制下的“伪政权”的人。正是因为他坚持这一点，才遭了毒手。 吴佩孚的死，给当时混乱的中国政坛带来了一次巨大的震动。就连国民党政府，也对这位昔日的死敌表示了哀悼，追赠他为一级上将。为什么？因为在抗日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守住了底线。 吴佩孚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晚节未亏”。他前半生为了争权夺利杀人无数，后半生却为了拒绝当汉奸而被人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