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31岁的阎锡山，娶了14岁的小妾，洞房之夜，阎锡山对小妾说：“你躺下吧，你只负责传宗接代，我不会喜欢你的，我只爱我的原配夫人！”事后，他便溜进了徐竹青的房间。 红烛的光晕在窗纸上晃了晃，徐竹青坐在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她半垂的眼帘，发间的银簪子是十年前阎锡山送的，边角已磨得发亮。 阎锡山推门进来时，身上还带着新房的酒气。他没说话，只是习惯性地坐在床沿，像过去二十年那样，等着她递一杯热茶。 这杯茶，徐竹青递了三十多年，从阎家票号破产时的粗瓷碗，到山西都督府里的景德镇瓷杯。 十七年前的场景突然撞进脑海——1897年的秋天，她坐着花轿进阎家，盖头被掀开时，看见的不是新郎，是阎母红着眼圈说：“锡山发着高烧，委屈你了。”那场冲喜的婚事，像一根线头，牵着她往后的人生。 婚后第三年，票号的账本突然成了废纸，债主们扛着锄头堵在门口，阎锡山躲在床底发抖，是徐竹青拆了陪嫁的绸缎被面，和婆婆坐在油灯下纳鞋底，三个月纳了三百双，一双双换了钱，把债一一还清。 那时阎锡山攥着她布满厚茧的手，指节泛白：“等我出人头地，定让你穿金戴银，再不受这委屈。” 徐竹青信了。可“出人头地”的阎锡山，却在她面前低下头，说：“爹说，阎家不能无后。” 14岁的许家姑娘被一顶小轿抬进侧门时，徐竹青正站在廊下喂鸽子。她听见阎锡山给那姑娘改名，叫徐兰森——随了她的姓，像一件被重新贴了标签的旧物。 洞房夜的话，徐兰森大概听懂了。她住在西厢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给徐竹青请安，低着头，像株刚栽下的小苗，怯生生的。 孩子落地时，徐竹青去看了。皱巴巴的小脸，闭着眼哭，哭声响亮。奶妈抱着孩子要磕头，徐竹青摆摆手：“叫妈吧。”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徐兰森又生了第二个、第三个……直到第五个。她还是住在西厢房，房里的陈设没变过，只是多了些孩子的襁褓，却没一个孩子留下陪她。 那天徐兰森抱着老五喂奶，孩子含着乳头含糊地喊“妈”，徐竹青端着药碗刚走到门口，碗“哐当”掉在地上，碎瓷片溅得到处都是。 徐竹青捡起一片最大的瓷片，指着梳妆台上的翡翠镯子——阎锡山去年托人从北京带来的，水头足得像要滴出水来——猛地砸在地上：“你说过不让我受委屈的！” 阎锡山站在门口，烟袋锅子明明灭灭：“孩子跟谁亲，就随谁叫。” 徐竹青没再说话。第二天，她搬到了东厢房，门从里面闩上了。 东厢房的窗台上，徐竹青摆了盆兰花，叶子细长，常年绿着。她每天给花浇水，然后坐在窗边念经，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 阎锡山还是每天去东厢房。他坐在椅子上，徐竹青坐在蒲团上，两人不说话，只听着窗外的风卷过树梢，沙沙地响。 徐兰森的院子更安静。她也信佛，佛堂里的木鱼声，敲得断断续续。长子夭折那年，她在佛堂跪了三天三夜，眼睛肿得像桃子，阎锡山却在给徐竹青挑新的翡翠镯子——上次摔碎的那只，他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1947年冬天，徐兰森不行了。她拉着阎锡山的手，枯瘦的手指冰凉：“让孩子们……叫我一声妈吧……” 阎锡山给她掖了掖被角，只说：“安心去吧。” 葬礼那天，孩子们穿着孝服，对着棺材磕了三个头，嘴里喊的还是“姨”。墓碑立在阎家祖坟的角落里，字刻得小小的，“侧室徐兰森之墓”，像怕人看见。 1949年，阎锡山走得急。飞机起飞时，他往下看，没看见徐竹青的身影。后来才知道，她被留在了大陆，守着空荡荡的阎府。 1950年，长子跪在他面前，说：“爹，接妈来吧。” 阎锡山沉默了很久，点了头。 徐竹青到台湾时，头发全白了。她和阎锡山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一个住东间，一个住西间。吃饭时，佣人把菜分好，各端到房里，谁也不看谁。 阎锡山病重时，拉着长子的手，气若游丝：“墓碑上……刻‘徐竹青之夫阎锡山’……” 1964年，徐竹青闭了眼。她躺在病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里却攥着阎锡山早年送她的银簪子，簪头的花纹磨平了，像他们之间的岁月。 合葬墓立起来时，“阎锡山之妻”五个字刻得很深，比旁边“侧室徐兰森之墓”深多了，像要用石头的重量，压平她一生的褶皱。 徐兰森用六个孩子续了阎家的香火，却连一个“妻”字都没留住；徐竹青守着“原配”的名分，却在漫长的日子里，把丈夫熬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阎锡山攥着对徐竹青的承诺，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烫了自己，也烫了两个女人的一辈子。 民国的军阀宅院里，红烛摇了又灭，誓言说了又忘，可徐竹青和徐兰森的日子，却像墙上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风一吹，就散了。 究竟是承诺太重，还是人心太轻？那个年代的女人，在男人的誓言与家族的规矩里，又能寻到几分自己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