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一位嘴唇、脸庞紫得发黑，头发全白、牙齿掉光，瘦到脱相的老人，在上海监狱中蜷缩成一团，等待出狱。谁能想到，他曾经拥有万贯家财，在上海叱咤风云、一呼百应！   邵洵美生来便带着旁人难及的光环，他是晚清上海道台邵友濂之孙、近代实业巨头盛宣怀之外孙，妻子盛佩玉亦出身名门。   这般家世让他早年日子活脱脱如《红楼梦》大观园般优渥，他眉清目秀留着长发，有“希腊式完美鼻子”，是公认的美男子。   爱酒更爱赌，自家花木环绕的宅院里一场赌局输赢颇为可观，却称赌博有“诗意”，自号“赌国诗人”，传言输钱越多诗句越妙。   他手头宽裕时从不吝啬，朋友有难必帮，得“小孟尝”之名，家中积蓄也因此日渐窘迫。   旁人虽视他为纨绔子弟，却无人否认其才华——写诗、办出版皆有实绩，他经营的时代书局有声有色，更参与了《论持久战》英译本的出版工作。   1949年春的上海，山雨欲来，国民党败局已定，达官贵人纷纷卷款出逃，邵洵美却反其道而行，在自家办的《论语》杂志发表《逃亦有道》讥讽当局。   文章登出后便遭当局警告，后续一期杂志因一篇尖锐文章，已印好的刊物被他带着家人连夜撕去相关页面才敢发行，即便如此，《论语》最终仍被勒令停刊。   胡适专程拜访，带来两张赴台机票，他以不舍家人、工厂难处理为由婉拒；叶公超又提议派海军军舰运送他全家及工厂机器赴台，他依旧回绝。   好友罗隆基此前已与他深谈，详述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让他放了心。   他自认出版《论持久战》译本、批判国民党等事有目共睹，新政权不会亏待自己，便安心等候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后，邵洵美被定为“工商业主”，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知晓他出版《论持久战》英译本，特意登门拜访。   夏衍与周扬问他打算，他提出想去复旦大学教书，政府帮忙联系后，学校虽表欢迎，却只能给出二级教授的职位。   他觉得高校好友多为一级教授，丢不起面子，便推了这个机会，转头想继续做出版。   夏衍帮国家征购了他的德国印刷机，他拿到一笔巨款，当即盘算去北京开时代书局分店。   1950年元旦，他带全家迁居北京，满心期待大展拳脚，可现实转瞬给了他重击。   1958年，邵洵美因一封书信被抓进提篮桥监狱。   当时他香港的弟弟病重急需医疗费，他想起1946年曾借1000美金给友人项美丽，便托来沪的港友叶灵凤带信，以英文笔名署名请项美丽转款救急，不料信件被截获。   有人让他交代历史问题，他正因赶译《一个理想的丈夫》分身乏术，又觉过往社会关系复杂、牵涉朋友众多，想等译完书再详细说明，没承想两天后就以“历史反革命罪”被捕。   在狱中，他与胡风案入狱的贾植芳成了难友，他身子本就弱，哮喘发作时仍要擦地板，被老犯人戏称为“老拖拉机”，每日食物不过是混着饭粒的烂菜皮汤。   他私下托付贾植芳，若能出狱务必帮他澄清两件事：1933年他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名义招待萧伯纳，垫付46块银元费用却未被任何报纸提及；鲁迅说他文章是“捐班”（花钱雇人代写）实为天大误会。   后来贾植芳果然兑现承诺，1989年撰文还原了真相。   1962年4月，邵洵美因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终于出狱，可家早已散了。   16岁的儿子在他被捕后去青海支边，原有三间住房被房管所收回两间，妻子盛佩玉带小儿子去南京投靠女儿，他只能挤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   四年牢狱彻底摧毁了他的身心——头发全白、瘦骨嶙峋，患上肺原性心脏病，稍动便气喘吁吁，牙齿也掉了好几颗，整日只能靠两床厚被垫背坐在床上。   家人问起狱中经历，他只说“我是无罪释放的”，再不多言，还好有关部门照顾，安排他给出版社翻译书稿，靠稿费维生。   可到了1966年，翻译工作也没了，他只能廉价变卖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龢批注的李鸿章等人手札换钱。   他与盛佩玉分居沪宁两地，靠子女赡养，窘迫到在信中写道“旧报纸卖光，旧大衣卖八块钱，烟和牛奶都停了，还欠着半个月牛奶钱”。   即便如此，他仍没丢了爱美天性——朋友见他用丫头厨娘才用的“刨花水”梳头，他还笑着说“这是我的生发油，你闻闻香不香”。   他还特意叮嘱盛佩玉去北京时拜访沈从文、陈梦家，澄清久不通讯可能产生的误会。   1968年5月5日，这位唯美诗人离世，离世时连件新寿衣都没有，还留下一堆债务：四百多元医疗费、六百多元房租，以及欠私人和公社的数百元。   直到17年后的1985年2月，他才正式平反。   施蛰存“富而不骄，贫而不丐”的评价恰是他的写照——锦衣玉食时的风雅不足为奇，难的是在泥泞中仍保体面、绝境里尚存诗意。   ‌【评论区聊聊】这样在苦难中坚守本心的人生，是遗憾还是圆满？ （信源：邵洵美——百度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