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很难相信：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中国的江南和英国的英格兰，生活水平、农业效率、手工业规模，甚至奢侈品消费水平，都惊人地接近。这不是“强行抬高”，而是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大分流》中用大量数据揭示的事实。 长久以来，我们被灌输一种叙事：西方天生先进，制度优越、科技领先，注定要引领世界。但彭慕兰反问：“如果欧洲真有那么多优势，为什么直到19世纪才突然甩开中国？”他的答案出人意料——不是制度，不是文化，而是一场“地理与运气的合谋”。 简单说，英国赢在两样东西上：煤和殖民地。英格兰的煤矿靠近工业核心区，开采成本低；而中国最富庶的江南，离山西煤矿千里之遥。更关键的是，美洲殖民地为英国提供了巨量棉花、木材和糖——相当于凭空多出一个“海外国土”，缓解了本土生态压力。 彭慕兰估算，殖民地资源相当于为英国节省了2500万至3000万亩耕地，比英国全国耕地还多！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美洲，英国很可能走上和江南一样的道路： 精耕细作、人口密集、内卷化发展，却难以突破能源与土地的天花板。这颠覆了什么？它戳破了“西方必然崛起”的神话，把历史从“宿命论”拉回“偶然性”。 工业革命不是欧洲文明的自然果实，而是在特定时空下，资源、地理与全球联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也有学者质疑彭慕兰“低估了制度的力量”。比如现代企业制度、产权保护、国家能力等，在英国工业化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但即便如此，《大分流》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重新思考——落后不是原罪，领先也未必是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