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抗日爱国将领、原国军起义投诚少将师长糜藕池在贵州省毕节市被枪毙，糜藕池到死也想不明白自己已经起义投诚为何还要被枪毙。 糜藕池一步步往前走，他嘴里没有喊冤，心里却重复着一句想不通的话：他为什么会被判处死刑？他不但抗过日，还带部队起义，按理说该被接纳。可事情走到这一步，他始终没弄清自己到底犯了什么。 要揭开这一段历史，就必须从他起义前后的行动说起。1949年，贵州境内的国民党军队处于崩溃前夜。许多部队兵荒马乱，士兵拿不到饷，甚至连枪械都成了累赘。糜藕池当时担任独立第一师师长，驻守贞丰一带。他知道，继续僵持毫无意义，他的部队根本挡不住解放军。于是，在当年年底，他与主要军官商议，决定率部起义。 起义那天，他把全师官兵集合起来，宣布投向人民军队的决定。绝大部分士兵听到后如释重负，卸下武装，跟随部队向解放军防区进发。贵州当时局势复杂，他的投诚，为稳定当地局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贵州多地的武装在随后的日子里陆续放下枪械，这其中也有他带来的连锁影响。 然而，看似顺利的起义背后，埋着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隐患。起义前，糜藕池的部队曾因后勤崩溃、军纪松散，在境内发生过严重问题。一些士兵在地方上造成不良影响，地方干部接收之初便开始调查有关情况。 进入1950年后，国家开展社会治安和反特务工作，重点清查旧军队中可能残留的问题。糜藕池被列入调查对象。他曾任县长兼师长，手中权力大，对部队管理松懈引发过多起案件，有些牵涉民众生命财产。 调查持续数月，他被要求交代情况。糜藕池自认问心无愧，只是沉迷军事事务，对士兵管理不够严格。他一直认为这些事情是旧军队普遍问题，与个人无直接关联。但调查组掌握的材料说明，作为主要负责者，他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 1951年初，经过多次审查，他被指控为对当地多起严重事件负直接领导责任。随着证据逐步核实，他被正式批捕。糜藕池始终没能理解，为何起义后仍被追责。 他没有意识到，新政府的反特行动针对的是那些在旧军队体系中制造严重后果的人，即便起义，也不能免除相关法律责任。 案件审理到夏天，判决结果已定。1951年7月，他在毕节被执行死刑。此事在当地引起震动，也让许多起义军官意识到，新政府对历史行为的审查是严格的，起义并不能自动抹去全部过失。 糜藕池出生于贵州贫苦家庭，年轻时为谋生参军。加入黔军后，他在护国战争里见过最原始的混乱，也尝到旧军队的苛刻。他从基层一步步熬到高层，靠的是耐心和勤勉。 他考上黄埔二期，那是他人生最大的改变。后来，他在抗战前线负伤，参加忻口战役，为前线战事付出过真实努力。他并非无能，也曾有报国之心。 抗战后，他没能进入国民党核心体系，辗转地方，最终被调回贵州。在那里，他既无大权，又无法有效整顿军纪，只能在破败的体系中被推着往前走。 他的起义是真心的，他也确实希望给贵州留个善后，但他此前的管理问题已造成事实影响。在审查严格的新时期，他无法逃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