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女子入籍马里，在 49 岁时，回国找了一份月薪 3000 多元的工作。女子在工作一年后离职，然后申请退休，要求享受国内的养老待遇。然后人社局以女子的公司未帮其缴纳社保为由拒绝了。女子一方面快速的申请恢复国籍，另一方面将公司起诉，要求公司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 84 万元。一审法院判决公司需赔偿女子 2.7 万元。女子不服，提起上诉。然而二审法院却有不同的观点。 女子叫李梅，当年为了跟丈夫去马里做援建工程，在 35 岁那年办理了入籍手续。没想到丈夫五年前在工地意外去世，她在马里没了牵挂，手里的积蓄也渐渐见底，才想着回北京投奔妹妹，找份工作安稳度日。入职那家做社区服务的小公司时，HR 只让她填了张入职表，问了身份证号，她随口报了以前的号码，对方没核验原件就收了表。每月发工资都是现金，她提过社保的事，经理说 “咱们这种小公司都这样，工资里多给你补两百，社保自己交更灵活”，她当时急着挣钱没再多问。 离职后去人社局办退休，窗口工作人员查了半天说她社保记录是空白，还指出她的身份证早就因为入籍作废了。李梅这才慌了神，她一直以为自己还是 “半个北京人”，压根没意识到国籍问题会影响社保。她找公司要说法，经理直接翻了脸，说 “你是外国人，我们没法给你交社保，当初早跟你说清楚了”，这话把她气的浑身发抖，当即找律师写了起诉状。 一审法院认定公司未依法缴纳社保存在过错，但 84 万的赔偿请求没有依据，参照她一年的工资和社保缴费标准，判了 2.7 万。李梅拿到判决书哭了一场，她咨询过社保部门，就算现在开始交，至少要缴满 15 年才能领养老金，等她交够都 64 岁了，这 2.7 万连弥补几年的缴费缺口都不够。她咬咬牙，一边向出入境管理局提交恢复国籍的申请，一边上诉到中级法院，把当年的入籍证明、丈夫的死亡证明，还有和公司经理的通话录音都翻了出来。 二审开庭那天，李梅特意穿了件深色外套，手里紧紧攥着妹妹帮她整理的证据袋。公司的律师一开口就强调 “李梅是马里国籍，根据规定，外国人参保需要《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她没提供，公司没法办理”。这话刚说完，李梅的律师就当庭出示了《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指出只要合法就业就该参保，公司没要求李梅提供就业证件，也没核实她的国籍信息，本身就存在失职。 法官接着问李梅，入职时为什么不说明自己的国籍情况。李梅红着眼眶说 “我在马里待了十几年，心里一直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入职时 HR 没要过护照，只问了身份证号，我就没多想”。法庭休庭时，法官单独找双方谈话，说公司的用工审查不到位和李梅的信息隐瞒都有责任，但社保是基本保障，公司的责任更大。 没过多久二审判决下来了，法院改判公司赔偿李梅 8.3 万元。判决书中写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有义务核实劳动者的身份和就业资质，未办理社保登记的过错主要在公司；而李梅隐瞒国籍信息也有次要责任，所以 84 万的诉求不予全额支持，8.3 万元是结合她的年龄、工资水平以及未来补缴社保的实际需求计算的。 判决生效后，李梅的国籍恢复申请也有了进展，出入境管理局通知她补充材料。她拿着判决书去公司要钱，经理虽然脸色难看，但还是当场转了账。拿到钱的当天，她就去社保中心咨询了参保事宜，工作人员告诉她，只要国籍恢复成功，凭判决书和劳动合同就能办理社保补缴。 现在李梅在社区找了份公益性岗位，每月工资虽然不高，但单位按时缴纳社保。她每天下班都会去社保中心附近的公园散步，看着那些跳广场舞的老人，心里就特别踏实。她知道自己的养老问题还要慢慢解决，但至少通过这场官司，她讨回了公道，也弄明白了不管身份怎么变，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都没错。有时候她会拿出丈夫的照片，跟他说 “咱们的事儿解决了，我在北京挺好的，你放心吧”，风一吹过，照片上丈夫的笑容显得格外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