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一篇《唐诺的读法》。「宽厚和尖锐，是两种不常共存的文学评论质地。宽厚者容易温吞，尖锐者走向刻薄，唐诺的作品是少有能兼顾二者的。他的写作，就像他坐在咖啡馆里跟你聊文学。外面是台北街巷熙熙攘攘的人流，桌上是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笔记本，旁边也许还有他最常引用的博尔赫斯。据说只要无特殊情况，他每天雷打不动都会在咖啡馆写作约5个小时，早上开始，下午两点回家。他阅读范围甚广，从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到朱西甯、朱天心、朱天文等人的写作；从各路青年作家，到漫画、野史、报纸、体育杂志。唐诺熟稔于使用杂糅着恳切、犀利、婉转、热忱、悠闲感的叙事腔调。他的作品既有长评论也有碎片集，无论长短，你都能从腔调中读出唐诺的语气，从而联想出他的形象。一个温厚外表下的刁钻之人，一头兼具狐狸的观察力与刺猬的整合欲的文本吞噬怪。一个智者，一位退后之人。一个雷打不动每天在咖啡馆写作几个小时但看书时间更多的文学行家。」「唐诺早年写过小说、文学评论、体育评论，从纸媒、BBS论坛持续至今。他隐匿了自己早年间许多创作，认为在文学的标准下那些尚未达标，因此不值一提。他在中年以后的书写质地越发醇厚，近十余年来，他的写作在华语世界收获诸多读者的肯定。其中《尽头》《声誉》《求剑》三书颇能代表他的评论质地。唐诺不惮于给出自我的批评。对于一些颇负盛名但他心存商榷的作家，他也直言于纸上。比如他说古龙早期平庸后来又太乱来，说金庸从文学的标准来看有点不上不下的尴尬。他批评村上春树写作中的甜腻，讥讽“如果卡夫卡知道会被村上当甜腻果酱来抹，我赌他会更坚持烧掉甚至生前就自己动手”。包括白居易的名作《长恨歌》，他也指出不足，他说：“《长恨歌》仍恪守七言一句的‘规矩’到底，因此节奏不免有些单调，有些地方也切割得太方正勉强，踢正步一样从人间一路直到天上。”当然，他也有误判，比如他早年间对电视机的担忧，跟美国小说家品钦在长篇《葡萄园》里把电视机当做“娱乐至死”的媒介一样，他们都没想到短短二三十年过去，电视机已经成为过时般的存在。在《不那么担忧电视的钱永祥》一章中，唐诺点评电视，真的很像今天的文学家评人工智能。他当时认为：“把电视看成某种会被汰换、会消失的东西因此只要忍受无需调整，这可能太乐观也太高估未来了。”结果事实证明，时势的狂飙有时真会超过眼光毒辣的文学鉴赏者的想象。而我犹喜欢唐诺在读昆德拉小说时发现的那十二瓶波尔多红酒，这是他刁钻目光和文本趣味的最好佐证之一。在阅读昆德拉小说《无知》时，唐诺注意到了十二瓶波尔多红酒。这些红酒是女主人公伊莱娜从流亡之地法国带回捷克的礼物，“盛装了她法国的二十年”，但“她的朋友都很不自在，大家呆望着那几瓶酒，直到其中一个朋友发了难”。伊莱娜原本满心期待同学会的旧友会对品尝波尔多红酒有所期待，就像她盼望故国的朋友会真正关心她在异国的经历。但她沮丧地发现，没有任何一名老同学对“法国这二十年的伊莲娜”有兴趣，少有人真正关心她经历了什么、思考了什么。唐诺还注意到了红酒在小说结尾的扣题作用。在小说里，在一片烂醉之中，那位叫啤酒进来喝的同学发现了红酒直挺挺的存在，他大呼小叫地“我还是得尝尝你带来的酒”，可这些老同学喝红酒的架势，仍像是喝捷克啤酒的豪情方式。唐诺指出，在这种看似补偿的关怀中，“仍没有那二十年的法国，仍只有捷克”。他引述昆德拉的句子道：“她们就这样给伊莱娜做了截肢手术，把她二十年的生命截去。现在，她们又搞了个审讯大会，想把她久远以前的过去和她当前的生活缝接起来。这么做，就像是把她的两只前臂截去，然后把她的手掌直接固定在手肘上；像是把她的两条小腿截去，把她的脚掌接在膝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