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张宗昌准备处决一个逃兵，写手令时“毙”字不会写，就想改成打300军棍，可棍字也不会，为了不丢面子，最后的处理方式令部下哭笑不得。张宗昌有个特点，大字不识几个，但偏爱附庸风雅，为此闹了不少笑话。 张宗昌早年家贫，十八岁闯关东混迹绿林，干过土匪营生。辛亥革命爆发，他率百余胡匪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从此步入军阀行列。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辗转徐州，依附冯玉祥旧部，逐步攀升。1920年代初，奉系张作霖崛起，张宗昌投其麾下，凭借勇猛和机变，先后任吉林防军旅长、黑龙江督军。1925年4月，北洋政府段祺瑞任命他为苏皖鲁三省剿匪总司令，旋即掌控山东，成为一方霸主。那时他已四十四岁，身高近两米，体壮如熊，却以“三不知将军”闻名——不知手下兵有多少，不知家产几何，不知姨太太数目几何。这种粗放作风，映衬出他军阀生涯的野蛮与贪婪。他在山东盘踞三年，横征暴敛，强征民夫，百姓苦不堪言，军中逃兵频现，却也借机扩充私军，达二十万之众。他的统治，典型体现了北洋军阀的腐朽本质：表面张扬，内里空虚。 1925年，张宗昌坐稳山东督军宝座，立足孔孟故里，他忽然生出改头换面的念头。山东素称礼仪之邦，古迹林立，文风鼎盛，他自感出身草莽，形象粗鄙，便下令振兴文教。拨款兴办学校，修缮孔庙，表面上看似用心良苦，实则多为粉饰太平，掩盖军费短缺。他亲任教育厅长，广邀名士，试图借文化抬高身价。这举动虽有几分真意，却因其文化底子薄，很快暴露笑点。譬如祈雨时，他亲赴龙王庙，焚香叩拜无效，便对泥塑神像扇耳光，骂道不干活白吃香火。此类举动，虽接地气，却流露军阀的蛮横无知，百姓私下传为笑谈。 为附庸风雅，张宗昌特请清末状元王寿彭出山，任教育厅长，并拜其为师，苦学诗词。王寿彭年近七旬，勉强应允，两人每日对坐，讲解平仄韵律。张宗昌勉强临摹，半年后凑成诗集《效坤诗钞》，以其字效坤命名，扉页刻家族昌盛之愿，分发官场军中，俨然文人派头。诗中多写济南景物，如大明湖被形容为荷花覆盖，蛙类在上跳跃；趵突泉则比作三个眼孔，气泡咕嘟冒出；泰山远观黑乎乎，上细下粗。这些打油诗，直白粗陋，却流传民间，成为民国诗坛奇葩。虽有学者质疑其真伪，疑为后人杜撰，但张宗昌确有学诗事迹。他的诗作，反映出军阀的自娱自乐：不懂格律，却强求雅致，结果适得其反，暴露文盲本质。 张宗昌的附庸风雅，远不止诗集一桩。在山东主政期间，他屡屡因文化浅薄闹出笑话。一次宴请外宾，他命人题字对联，却写成错别字，宾客强颜作陪；另有军中阅兵，他吟诵自创对子，音韵全无，部下憋笑不止。这些小插曲，折射出军阀的虚荣心：出身匪帮，却想攀文脉，终究难掩粗鄙本色。他的文教政策，本意或有振兴之志，但执行中多流于形式，资金挪用军费，学校草草建成，学生辍学严重。百姓眼中的张宗昌，仍是那个“三不知”的暴君，姨太太逾二十，搜刮民财建豪宅。1926年夏，一桩逃兵事件，将他的文化短板推到风口浪尖，闹得满城风雨。 1926年，山东军营逃兵现象频发，张宗昌视之为军纪松弛，特选一伙夫李长顺为例惩戒。李长顺在炊事班服役多年，平日老实，突因家事逃跑，被卫队长王魁率队搜捕两天后擒回。张宗昌闻讯大怒，下令枪毙示众，以儆效尤。他亲笔写手令，卷袖蘸墨，先落“枪”字，继而卡于“毙”字。军阀威严不容旁人指点，他不愿问部下，憋红脸悬笔半晌。转念改成打三百军棍，笔尖勾“木”旁，右半又不会写。尴尬至极，他甩笔大笑，自称酒后失态，最终揉纸放人。李长顺跪谢而去，王魁等部下目瞪口呆。这处置虽保颜面，却成军中奇闻，士兵私议，督军脾气如六月天，说变就变。事件暴露张宗昌的文盲顽疾，也讽刺军阀的伪饰：手令本为立威，反成笑柄。 这桩逃兵闹剧迅速传开，济南街头茶馆说书人添油加醋，编成顺口溜流传：“督军笔下愁眉锁，毙棍二字难落墨，逃兵捡命回故里，荒唐军令永流传。”百姓以此解嘲，嘲讽军阀的粗野无知。张宗昌闻风不恼，继续穷兵黩武，扩军备战，与孙传芳等对峙。1928年，国民党北伐军势如破竹，他兵败下野，率残部逃往东北。途中姨太太散尽，旧部离心，他暂栖身奉系，却难复旧观。1932年9月3日，济南火车站，他欲南下，遭郑继成枪击，中弹身亡。刺客为父报仇，张宗昌瞪眼倒地，结束了五十一载匪气人生。他的死，标志奉系余孽的终结，也让那些附庸风雅的笑话，永留史册。